三、中國式小農經濟的基本結構

　　調查發現，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中普遍出現了一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收入模式，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兼業”模式。這種模式具體還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類型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收入模式。具體說來，農民以家庭為基本經濟單位，5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家務農，中青年則外出務工，農民家庭中有務工和務農兩筆收入，務農收入解決溫飽和老人的自我養老，務工收入則解決建房、結婚、教育、進城等大項開支。這是目前農村家庭中十分普遍的農民家計收入模式。

　　在這種普遍模式之外，還有一些農民家庭，由于老人或小孩需要照料等原因，導致中青年勞動力因故不能遠距離地外出務工，而單純依靠自家的責任田務農不僅收入太少，而且滿足不了勞動需要，因此，他們就通過私下流轉，租種了外出務工農民的土地，形成了適度的經營規模，成為了農村中的新“中農”群體。農閑時候，他們就在農村周邊的城鎮里打零工。

　　由于是土生土上的本地人，新中農與村莊有天然聯系和感情，對于村莊公共事務不僅關心，甚至還積極參與，并擔任了村組干部，從而成為了農村里的“中堅”力量。中農并不固定和穩定，一旦城鎮里有更好的機會，或者家中老人、小孩不再需要照料，“中農”就可能會進城務工（除非在家務農的收益趕得上進城務工，這需要土地具備一定的規模和耕作條件），因此，它是當前農村中老人農業的有效補充。

　　四、不同農民對宅基地有不同需要

　　在這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收入模式下，農民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社會關系、人生意義等都在農村，需要農村的房屋、土地等作為基本的物質載體。不同類型的農民對于宅基地有不等程度上的需要，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村宅基地的退出并不符合農民的實際。

　　首先，在家務農的老年人還需要直接使用這些宅基地，解決其基本的生產、生活需要，因此不可能退出；其次，進城務工的中青年農民中，那些目前還需要農業收入作為家庭收入的補充收入的農民，在農忙或節假日的時候還要回到農村生產、居住和生活一段時間的，也即還需要季節性地使用宅基地的，也不會退出宅基地；第三，那些懷揣著城市化夢想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城市還無法為其提供穩定而又體面的工作機會和收入水平的時候，還需要農村的宅基地和土地作為進城失敗的最后一道保障，因此一般也不會輕易退出自己的宅基地；

　　最后一種，那些已經進城安居的農民，他們本來已經在自然、自發、有序地退出自己的宅基地（比如把宅基地和土地賣給入戶本村的山里人，那么山里人的宅基地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但由于近年來不當的農村政策供給和宣傳導向，比如通過土地這個渠道轉移國家資源，從而造成了土地值錢的想象，導致這部分進城農民也不愿意退出自己的宅基地。

　　上述前三種類型都是由于農民對于宅基地有著實際的需要，因此是“不該退出”的宅基地；而后一種則是相關政策的不當，導致了農民對于宅基地價值的虛假想象，因此屬于“該退卻不退”的宅基地。總體上看，農民進城最終能夠成功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農民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宅基地，因此，宅基地退出并不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需要。

　　五、農民整體進入現代化也需要宅基地

　　當前的這種農民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收入模式，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生長而生長、展開而展開、成熟而成熟、轉型而轉型、衰落而衰落、繼替而繼替。因此，這一模式也構成了農民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模式。

　　這就使得我們對于農村宅基地退出問題的探討和相關政策設計必須要具備動態和整體的視野，而不能過于靜態、拒不、僵化和刻板。實際上，農民進城是一個動態而又反復的過程，農民多次進城，又多次返鄉；農民返鄉意愿強烈的程度與他的年齡往往成正相關關系；最終，受制于既有的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而不是簡單的制度或政策壁壘，絕大多數農民必將返鄉，在農村中發揮余熱，安度晚年。

　　這就使得上述從靜態角度看到的不同層面的農民對于宅基地的需求偏好，在生命周期的線索里，被編織成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進城的動態過程中對農村宅基地需求的一個連續譜。在這個連續譜里面，在家務農的老年人和進城圓夢的中青年是一環緊扣一環的，隨著家庭生命周期不斷向前演進。正所謂，老年人也曾有年輕之時，而年輕人也將有老年之日；在年輕人步入老年之日，恰又到了下一代年輕之時；如此循環，生生不息。這里面，現有的土地制度，包括宅基地制度，是確保這種代際傳承得以維持和不斷再生產的基礎條件。

　　所以，從而動態的角度來看，當前農村宅基地退出的客觀條件并不具備，因此不可貿然推進。在現有的條件下，農民作為一個整體進城將會是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整體的農民群體對于宅基地也具有現實需求，發揮著作用，而并不非無端端地閑置在那里。

　　執是之故，當前我國農村宅基地之所以不退出，農村之所以會出現“人少地反增”的現象，并非完全是基層政府和部門執行力不夠所致，而是由當前農民普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收入模式的需要所決定了的，而且它本身也構成了這種家計收入模式的一個十分基礎的制度條件。

　　這種家計收入模式之所以能夠形成并持續，誠然有國家制度和政策供給方面的原因，如我國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對農民起保護作用的城鄉二元結構等等，但更重要的，則是由我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及其結構決定了的，其背后的約束條件則是更加宏觀的世界經濟體系及中國在其中的位置和想要實現的目標。因此，農民普遍不退出宅基地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