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目前近八成的醫生還是隸屬于政府辦醫療機構的“國有職工”，受到國有事業單位身份的束縛，不能享有自由執業的權利。醫生獨立開設社區診所，仍然受到區域衛生規劃、衛生行政部門準入管制的層層制約，他們甚至無法在不同體制的醫療機構間流動。而廢除國有事業編制制度、放開醫生自由執業，新一輪醫改進行五年至今，都還沒有作為明確的改革方向見諸文件，即便是作為過渡性舉措的醫生多點執業，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突破。

　　行政等級分明的公立主導體制，必然決定了絕大多數優秀醫生選擇留在公立三甲醫院，非公立醫院以及私營診所的發展困難重重。公立社區醫療機構在過去五年得到了大量的財政投入，硬件設施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收支兩條線”、定崗定編定工資標準等公立主導體制下所必然的管理方式，使得計劃體制在社區醫療機構死灰復燃。整個醫療行業尤其是承擔守門人職能的社區醫療機構，反而與“優勝劣汰、多勞多得、優績優酬”的市場化人事薪酬制度漸行漸遠。社區機構提供普通醫療服務的能力和積極性大大弱化的同時，也越來越失去患者的信任，進而使得首診在社區、小病在社區的分級診療制度的建立變得越來越不可能。

　　數據清楚地說明了這一趨勢: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社區門診機構完成的診療量僅占全市總量的20%左右，扣除其中的公衛門診、單純的賣藥門診和轉診門診，實際完成的診療比重更低，而二三級醫院完成的診療量則超過60%，其中三級醫院超過40%，一些本應在社區完成的慢性病管理都進入了三級醫院的服務范圍。另外，還滋生了社區醫療機構借助建立健康檔案等公衛工作，上報虛假門診服務量等不良現象。這是典型的計劃之手造成的資源錯配。

　　不廢除醫生的國有事業編制身份，不放開醫生自由執業，優秀醫生下沉到社區永遠是一句空話，分級診療體制永遠無從建立，看病難困境永遠無從緩解。

　　理解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上述供需雙方改革的不匹配，下述論斷盡管失之簡單但的確更易于理解：凡是有助于政府甩包袱、減輕政府責任和負擔，或者增加政府權力的改革，都很容易推進，需方改革既是如此。凡是需要削減政府權力，削減政府部門既得利益，或者增加政府責任的改革，總是步履維艱，供方改革嚴重滯后既源于此。概言之，所謂市場體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既是將政府權力限制在有限范圍內、讓個人和社會的自由選擇權起決定性作用；所謂厘清政府和市場關系，核心就是縮減政府權力，明晰并強化政府責任，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毋庸置疑，醫改的大方向即是如此。

　　觀察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門診服務多由市場化的私營醫療機構提供，如英國，90%的門急診由獨立執業的私立全科醫師診所承擔，其中僅有10%進行轉診。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這個比重也均超過80%。

　　行政應讓位于市場

　　而公立醫院自身的改革，同樣沒有走向市場化，沒有取消公立主導，沒有取消行政等級制，沒有取消國有事業編制體制，公立醫院依然是行政化附庸。于外部，醫生難以流動、市場準入受到行政不當管制，使得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步履維艱，無法形成以非公立醫療機構為主體、競爭充分的醫療服務供給格局，也就無法對公立醫療機構形成改革的倒逼壓力；于內部，堅持傳統事業單位體制的公立醫院，實質是官辦醫院加國有醫生的行政化體制，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為人民服務”體制。它們既沒有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法人治理結構，也沒有公開透明的外部監管， “全民所有”的公立醫院，普通民眾無從有效參與治理，也無從平等享受其服務。

　　凡此種種，憑借行政化的公立醫院，想要提供優質、價廉、便捷、有“公益性”的醫療服務，最終卻是目標與結果的背離。

　　這甚至讓改革顯得有些分裂。一方面，國家逐年加大財政投入，希望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另一方面，獨自膨脹的公立醫院又使得看病更難、看病更貴。規模越來越大的三級醫院，利用行政壟斷地位，以及國有事業編制制度對醫生的束縛和壟斷，憑借城鄉居民收入提高和全民醫保帶來的醫療需求增加，開始大規模的擴張，形成了愈演愈烈、后果越來越嚴重的虹吸效應：憑借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級制，三甲醫院壟斷了越來越多的優質醫療資源，使得本可在基層社區就診的患者，被越來越多地虹吸到三甲醫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級制下，在三甲醫院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機會，本應在社區提供全科服務的優秀醫生，以及本該在二級醫院提供常見病住院服務和康復治療的醫生，被越來越多地虹吸到三級醫院；本應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醫保資金，越來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