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三甲醫院日益呈現出上下通吃的格局，其膨脹的速度越快，導致國家的醫療費用上漲得越快、醫保資金越不敷使用。

　　三甲醫院的這種大規模擴張，除了進一步加劇“看病難、看病貴”之外，除了使得分級診療體制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之外，也使得“健康中國”目標漸行漸遠。

　　值得注意的是，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醫院擴張趨勢，最多是揚湯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開閘泄洪，即放開醫生自由執業，引導優秀醫生分流到社區，分流到民營醫療機構，利用社區醫療機構和民營醫療機構的競爭和分流能力，形成充分競爭、分級診療的醫療服務供給格局。

　　同樣是改革，為何在需方和供方各自的改革中，決策者顯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路，個中原因值得深思，而不應該簡單歸之于“市場派”和“政府派”之間的拉扯。

　　社會醫療保險體制的建立，緣起于同時代大步推進的國有企業改革，既順應當時社會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也是政府在財政不堪重負下“甩包袱”的選擇。新農合和城居保的建立，以及隨后逐年加大的財政補貼，與這個時期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財政收入大幅提高相關，也與政府改善民生、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相關。

　　而醫療服務供給體系改革之難，除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不愿放權之外，也與根深蒂固的對市場和非公立醫療機構深深的不信任感有關。一個健康、開放、良性運轉的醫療服務市場，對其外部的監督監管體制、對行業組織的發展水平、對政府部門簡政放權、甚至對獨立于行政部門運行的司法體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滿足這些外部條件，事實上對整體的社會管理體制和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改革要求，使得決策者顧慮重重。

　　說到底，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厘清政府和市場關系方面，鄧小平同志“思想再開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教誨依然是今天改革的關鍵指導原則。

　　值得借鑒的臺灣經驗

　　在現實中，一些專家尤其國際專家由于不了解中國國情，不諳中外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的根本差異，認為中國應在現有大量公立醫療機構的基礎上，走向英國的國民醫療體制。這種政策建議忽略了極為重要的一點：中國的政府管理體制和英國存在根本差異。

　　目前，中國還處于“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探索之中。建立法治國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古今中外最核心的經驗是讓市場而非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盡可能不讓政府介入微觀事務包括醫療服務提供。而英國，早已是一個法治國家，其公立醫院擁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實現了“公有、公治、公享”。中國還在法治化進程中，其公立醫院還完全是行政機構的附庸，絕非英國式的公立醫院。況且，英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也一直對醫療衛生體制進行引入競爭的改革，包括起初以建立和完善內部市場制為主的第一階段改革，至進入21世紀后集中于擴大患者自由選擇權、給予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國家醫療服務）醫院更多自主經營權、促進民營醫院發展的第二階段改革，英國學者將其歸納為“競爭和患者自主選擇驅動的內部市場化”，即英國醫療體制亦非行政主導體制。

　　醫療體制不可能獨立于大的社會經濟體制之外，只能與之適應。在既有的、可借鑒的改革經驗中，比英國更為適合的一個模板是臺灣地區，其改革經歷與我們極為相似。

　　上世紀50年代，臺灣只有公務員醫保，臺灣公立醫院病床占全社會總病床數的比率高達九成。此后數十年間，臺灣醫保覆蓋面逐漸擴大，1980年其公立醫院病床占比已降至46%。1995年，臺灣正式建立全民健保制度，到2010年，公立醫院病床占比進一步下降到34%，而醫院數量比重則降至16%。2010年時，臺灣公立醫院健保申報金額的市場占有率僅有31%，而民營醫院則高達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