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夢實現過程中的國際主義經驗

　　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無論是愛國主義，還是國際主義，都被賦予了重要的歷史使命，充任了民族精神力量重要源泉的角色。對于前者，我們已經耳熟能詳；對于后者，我們比較熟悉的主要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新中國對不少民族解放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僅得益于世界進步力量的國際支持；而且也極大地支持了世界進步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推動了世界各地的和平穩定、民族解放和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最終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同情和支持。最主要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

　　經驗之一，堅持融入世界體系，在開放中謀自強是實現中國夢的起點。鴉片戰爭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重要節點。自那以降的近200 年，是中國人民反抗內外雙重壓迫的過程，也是追求民族復興的過程。在晚清的半個世紀里，中國人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成為那個時期維護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利益的主力軍。與此同時，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也掀起了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得到了一定范圍的各階層人士的支持，客觀上提升了中華民族的自衛力量，也維護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但是，洋務運動囿于其歷史局限，即使擁有一定的國際眼光，也談不上開啟中華民族的開放自覺。它既沒有參加國際社會的正義行動，也不可能履行可稱道的正當國際義務。這個時期的“國際主義”沒有“族國”依托，最多體現為大清帝國加入國際組織之后的對外合作以及對于個別附屬國抵抗侵略的軍事支持，成果乏善可陳。即使這樣，它開始了外來壓迫之下的富國強兵之路，對于中華民族的延續仍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為日后中華民族的復興準備了初始的條件。

　　經驗之二，實現中國夢不能沿襲傳統的權力政治，要發掘和運用“硬的一手”中的合法性資源，其中包括運用合法性戰爭。權力政治是國際政治中的固有準則，曾經在歐洲政治舞臺上馳騁五百年，被譽為維護民族國家世界體系的法寶。但是，這個法寶在二十世紀之后逐漸被國際社會所鄙視，時代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后加入世界體系的國家像昔日列強那樣盡情地享用權力政治模式帶來的收益。中國加入世界體系有幾個特點：一是加入的時間比較晚，比較慢，過程比較長。步英、法、俄、美、日等大國的后塵，歷時百余年。二是被迫加入。即先是在外來殖民戰爭的炮火威逼之下被迫打開了國門，后為了保國保種、自強革新等需要逐漸變被動為主動，適應國際化的大勢。三是經由帝國轉為民族國家，伴隨著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轉變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就國內而言，文化變革沒有步入理性的軌道；就國外而言，信奉理想主義的國際社會已經擯棄了秘密外交、分而治之、殖民戰爭等做法。古代中國外交傳統中的和平主義思維模式和文化模式，并沒有經歷其他資本主義列強所經歷過的“現實主義化”，而是在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培育下，接受了國際社會中理想主義潮流下主導的一系列國際法原則，形成了一種更為堅定的和平主義外交文化。對于戰爭這個人類歷史的“惡的杠桿”，作為世界體系中后來者的中國，不能沿續列強當年崛起時慣用的權力政治傳統，只能取“惡”中之“善”，高舉合法性戰爭這個武器。運用合法性戰爭這個手段，與和平主義外交文化并不矛盾，它符合國際法原則，符合國際正義，是國際社會以小惡取大善的公益性行動。

　　中華民族無愧于偉大民族的稱號，在存亡攸關的危機關頭，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尋求國際支援，緊緊抓住各類國際合法性資源，包括正確地運用了戰爭合法性資源。辛亥革命之后，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通過建立現代政治體制等方式融入世界性民族國家體系，中華民族朝著實現偉大復興之夢邁出了重要一步，國際合作也呈現出國際主義的特征。中國政府譴責德國開展無限制潛艇戰，積極參與或籌建國際聯盟、聯合國，倡議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向緬甸等地派出遠征軍打擊日本法西斯等等，都是中國支持或者參與合法性戰爭的重要形式，也是管理國際公共事務的重要行動，體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國際主義。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自身政治腐敗，國家力量與國家態度均十分軟弱，資產階級并不能擔負起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對于法西斯國家長期存有幻想。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關注救亡圖存、修改廢除不平等條約，對于國際正義斗爭的支持并不徹底。雖然中國人民通過反法西斯戰爭等方式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中國贏得了崇高的國際地位。但由于政府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得不夠，制約了中國夢的進一步實現。這種局面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后才有了根本上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