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之三，將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求解放、求獨立、求平等的夢想連接起來，以一定的方式支援世界性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等是實現中國夢的方面。將中國夢從天上拉到地下，不能不認真對待它的基本國情。這個基本國情包括，它的實現必須依靠一群中華民族優秀分子來凝聚民族的力量，并正確指引其前進；它的實現要正視比較薄弱的國內物質基礎以及比較落后的社會發展基礎；它正處在世界歷史的偉大變革中，世界性民族解放運動、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都在經歷著新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制度競爭將長期存在，等等。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就必須從如何鞏固自身政權，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立足并能夠不斷發展等立場進行考慮。這無論對于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大國，還是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毛主席曾講過，“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提供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之后，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中國短時期內成為了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夢有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物質基礎。由于積極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帝國主義對于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侵略，參加亞非會議，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運動，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反殖民主義和保衛民族主權的斗爭（以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為代表），支持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國贏得了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的國際形象。中國不但獲得世界人民與友好國家的經濟援助與精神鼓舞，國際地位大大提高，而且也增長了國民士氣與民族自信心，激發了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情，反過來促進了國內的生產建設。可以講，這個時期的國際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綜合國力的增長。在上個世紀末，世界性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性任務已經完成，維護各民族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已成為首要的國際準則。個別國家或地區中某些政治勢力對民族自決的不適當鼓吹和支持，已經偏離了國際社會的主流，逐漸演化成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并與恐怖主義等勾連起來，對國際安全構成了威脅，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抵制和討伐。中國也加入了反對極端主義、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國際運動，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提升了國際軟實力。

　　經驗之四，和平發展是當前最大的國際主義，堅持和平發展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的道路保障、理論保障和制度保障。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急速發展、世界殖民統治體系的徹底瓦解、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自我調整，國際政治也進入了重大的調整期和轉折期，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中國也大幅度調整內政外交的基本方針，并通過改革開放堅定地融入國際社會。相應地，對于很長一段時期執行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念也進行了調整。黨的“十二大”之后，中國以一種不言明國際主義的新國際主義姿態履行著國際義務，著力推進融入國際社會、團結國際社會和完善國際體系的各種進程，取得了幾個方面的國際主義貢獻。一是明確提出了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鄧小平同志講過，“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么？我看要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應該講，推動新秩序的建立直接服務于第三世界，間接服務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整個國際社會都有利。二是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特別是通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等行動，捍衛了國際社會的主權原則，團結了絕大多數國家，顯現了中國對于世界事務的大國責任。三是采取了擱置主權、共同開放的新思維。在實現共同的國家利益的同時維護了國際和平與共同發展，探索了一種新時代要求下的低程度的國際主義。四是在反對恐怖主義和反對核擴散等方面堅決地站在國際社會一邊，旗幟鮮明地維護世界秩序和世界和平，成為新世紀維護國際社會基本共識的重要力量，為新國際政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五是明確地提出和平發展作為中國的發展道路，使得傳統的和平主義文化再次落實到中國的對外戰略上，符合了時代發展的潮流，也使得國際社會對于和平的向往有了更大的支持。六是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危機管理、國際氣候問題應對和維持國際和平行動等國際公共事務，承擔了與國力相符合的國際責任，樹立了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經驗之五，實現中國夢需要承擔適當的國際義務，但不能超出國力所承受的范圍。國際主義更多地與理想主義相聯系，民族主義更多地與現實主義相聯系。不能超出時代的要求、民族利益的范圍、國家的承受能力去推行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否則就會損害民族復興的根本國家利益。20 世紀50 年代以后，特別是60年代到70 年代，國際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政治的主題也在發生變化，民族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由此，以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國際主義不應當在中國外交路線中占據過去時代的地位。但是，出于中蘇沖突、國內政治斗爭以及中國硬實力片面發展的種種困難和不平衡狀況等因素的考慮，新中國把國際主義置于了不恰當的位置，奉行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援第三世界地區人民的外交路線，給中國的崛起帶來了波折。中蘇論戰中，中共把國際主義置于愛國主義之上，明確指出中國外交的基本路線是，“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 這種國際主義路線直接或間接造成的負面作用，是使中國未能與主流國際社會建立良好的互動，失去了發展市場經濟、提高國民福利的大好時光。同時，還增強了國內階級斗爭的烈度，使中國瀕于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在國際上與主流國際社會處于某種對立或者疏遠狀態，不利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