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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策比較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2014-08-04 08:49 來源:文匯報  我有話說
2014-08-04 08:49:18來源:文匯報作者:責任編輯:蔣正翔

  “京滬港臺四城文化政策比較研究開題報告會暨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舉行。本課題是由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發布的2014年度重大招標項目,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參與競標并獲得立項。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就文化政策制定對于城市文化建設的作用、當前城市文化政策存在的問題、城市文化政策的特色和差異、文化政策的社會參與度、文化政策評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并對未來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問題建言獻策。本版所發表的四篇文章是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報告。

  為完善城市文化政策提供實證

  榮躍明(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上海、香港和臺北作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四個城市,以其各自鮮明的文化特色和引人注目的文化發展成就,為中華文明的當下發展作出了貢獻,但與世界上其他國際文化大都市相比,這四個城市的文化競爭力都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某種意義上說,文化政策制訂實施的科學與否,決定了城市文化整體競爭力的強弱。

  文化競爭正成為國家尤其是一國重要城市的核心競爭因素,很多國際大都市把文化發展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主要戰略。在經濟增長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的基礎上,讓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和歷史使命,這就要求京滬港臺四城文化在相互影響和共同發展中,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整體傳播力、影響力。事實上,兩岸四城已在影視、演藝、旅游等各個層面呈現出融合發展態勢。進一步推動四城文化深度融合發展,是四城文化政策自覺的一個重要方面。

  京滬港臺四城都處在城市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文化將發揮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公共文化服務的完善可以保障民眾的文化權益,滿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則可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建構起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實際上,四個城市都把文化發展作為城市發展重要動力引擎,提出了各自的文化發展目標:香港提出建設“創意城市”,成為亞洲“創意之都”;臺北要打造“創意臺北”,正積極申請加入“世界創意城市網絡”;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和“中國文化中心”;上海則提出了“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目標。四個城市為實現各自目標,必然要通過文化政策的制訂實施去引導和推動,這就為本研究提供了充分空間。

  在上述背景下,開展京滬港臺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對四城完善文化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是學術價值。一則可提升文化政策研究理論水平,推動文化政策研究學理化;二則文化政策的制訂、實施和效果評價作為一個過程,既涉及文化管理部門實際工作,又與支撐政策形成的理論方法密切相關,如文化政策的主客體和政策過程等重要概念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形式,是影響文化政策制訂實施的重要因素。京滬港臺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將為驗證和反思文化政策理論并推動其深化拓展提供基礎。

  二是實踐意義。目前兩岸四城乃至其他城市的文化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問題,如文化政策與城市發展定位脫節、地方文化政策與國家宏觀目標缺乏有效銜、文化政策操作性不強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科學完善文化政策制訂實施過程。京滬港臺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可以為健全和完善京滬港臺乃至其他城市的文化政策提供實證案例。

  政策制定機制和政策評估是重點

  蒯大申(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針對北京、上海、香港、臺北四城文化政策的比較研究,應著重研究什么,我認為大致有以下幾種研究思路:一是側重各城文化政策內容的研究。可以廣泛搜集四城文化政策文本,研究其出臺宏觀背景,分析四座城市各自用什么樣的文化政策來達致什么樣的政策目標以及政策針對的問題,以此看出各城在城市文化發展過程中都遇到的難題,解決的思路及采取的政策措施;二是開展從政策研究、制訂到執行、評估的全過程研究,分析其政策目標、內容和過程,這樣既可以看到政策本身的樣貌,還可以看到政策背后的基本文化理念、價值觀,以及文化政策與政治結構、政治動員方式、社會結構的關系;三是著重研究各城制訂文化政策的方法、途徑,即文化政策的制訂機制和過程。也就是說,主要不是去看人家打了什么魚,而是著重研究人家打漁的方法。制訂文化政策采用的機制、遵從的程序,同樣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各自的文化理念、基本價值觀和各自在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和文化體制上的差異。

  研究“他山之石”,目的還是要“攻”自家的“玉”。對于北京、上海目前面臨的問題,我認為政策制訂機制和政策評估也許是目前首先值得研究的兩個問題。

  毫無疑問,政策制訂的機制是否科學、合理、完善,直接影響政策制訂的質量。在公共文化政策制訂方面,我們有的城市更重視政策制訂的法理性和公共性以及民意的表達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比如通過加強信息公開、政務公開和建設電子政務,提高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或通過公眾聯合提出提案的方式讓公眾直接參與公共政策制訂等等。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公共政策都會涉及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所以維護和保障社會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的首要價值目標。因此,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應該成為公共選擇的過程。

  在文化產業政策制訂方面,近年來北京、上海等城市出臺了許多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其中不少發揮了促進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產業結構政策和組織政策并沒有實現預定目標;有些政策對企業、對微觀經濟進行直接行政干預,一方面妨礙了市場機制發揮應有作用,另一方面也阻礙了文化領域真正的市場主體的形成。這種情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產業政策制訂機制方面的不合理、不完善所致,比如在政策制訂過程中,較少聽取基層呼聲、企業訴求,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訴求,較少考慮更多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四城文化政策制訂機制和制訂過程的比較研究中加以關注,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

  政策評估是指對一項政策的各個方面所進行的評價,包括對政策方案、執行和結果的評估,是整個政策過程的關鍵環節。我們現在許多地方往往重政策制訂,輕政策評估,這一方面容易因為評估缺位而削弱政策執行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政策反饋也會導致政策制訂的質量難以提高。因此,系統地、深入地研究總結京滬港臺四城在政策評估方面的成敗得失,有利于我們提高整個政策過程的質量。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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