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農研中心研究員　張英洪

　　農民的貧困實質上是權利的貧困，“三農”問題實質上是權利問題。一系列有利于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的政策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陷入了一個解決“三農”問題的愿望與限制農民權利的現實之間的糾結而不能超越。當前有三個方面的矛盾比較突出：一是傳統農村集體所有制與市場化、城市化的發展不適應性；二是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民的不平等性；三是農業特性與政府責任的不對稱性。

　　最近十年來，中央每年的一號文件都聚焦“三農”，中央也明確把“三農”工作提升到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高度。農民的貧困實質上是權利的貧困，“三農”問題實質上是權利問題。一系列有利于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的政策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陷入了一個解決“三農”問題的愿望與限制農民權利的現實之間的糾結而不能超越。當前有三個方面的矛盾比較突出：一是傳統農村集體所有制與市場化、城市化的發展不適應性；二是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民的不平等性；三是農業特性與政府責任的不對稱性。

　　因此，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核心在于賦權富民。賦權富民，具體來說，就是要重點賦予和保障農民以下六種基本權利。

　　賦予和保障農民的財產權

　　我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農村和農民缺乏產權，既缺乏與城市及市民平等的財產權，又缺乏農村產權在市場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法律表述機制。缺乏明晰的農村集體及農民的財產權利，最容易被公權力和資本所侵害。

　　201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 “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是法律賦予農民的財產權利，無論他們是否還需要以此來作基本保障，也無論他們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鎮，任何人都無權剝奪。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尊重和保護農民以土地為核心的財產權利，應當讓他們帶著這些權利進城，也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由他們自主流轉或處置這些權利。”黨的十八大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這些都是賦予和保障農民財產權的基本方向。應當全面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確把土地產權還給農民，逐步賦予農民完整的產權權能，從法律上建立清晰的農村集體和農民的產權表達機制，堅決制止在城市化進程中盛行的以行政權壓倒和侵害財產權的現象。

　　賦予和保障農民的自由遷徙權

　　自從1958年建立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以后，我國公民的自由遷徙權被取消，實質上就是農民進城轉變為市民的權利被取消。現行的戶籍制度是剝奪農民自由遷徙權的歧視性制度安排。在計劃經濟時期，剝奪農民自由遷徙權的后果是造成了普遍的貧困。在市場化改革以后，剝奪自由遷徙權的后果是造成了農民工問題以及農村 “三留守”問題。

　　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推進戶籍制度、社會管理體制和相關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這是幾十年來《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自由遷徙這個大問題和大目標。必須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實現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享有自由遷徙的基本權利。戶籍改革后，農民只是一種職業，不再是一種身份。對每一座城市來說，在涉及本地農民工的戶籍改革上，要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劃分，統一登記為城市居民戶口，農民所享有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資產及其收益權、有關農業補貼政策等權益保持不變，不因戶籍改革而變動；在涉及外地農民工的戶籍制度改革上，凡是在城鎮正式就業且簽訂就業合同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均應落戶成為城市的新市民。越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越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解決特大城市人口、資源和環境矛盾以及“城市病”的正確途徑是放棄GDP主義，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布局和公共資源高度集中的格局，加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不是限制和剝奪公民的居住和自由遷徙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