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和保障農民的社會保障權

　　社會保障權是現代社會中的一項基本人權。一方面，社會保障權是社會主義追求的重要目標；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權也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學者普遍認為，社會保障權體現了對社會弱勢群體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注與保障，是人類告別弱肉強食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開始逐步建立覆蓋全部農村的 “新農合”、“新農保”、“農村低?！保瑢⑥r民納入國家統一構建的社會保障網絡，這是農民社會保障權得到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是，目前農民享有的社會保障還是低水平的，既與城鎮居民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也與農民自身需求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保障農民的社會保障權，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關鍵是要建立以民生為導向的公共財政體制，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降低行政成本，特別是要大幅度壓縮“三公”支出，提高公共財政用于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打破社會保障特權，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賦予和保障農民的公共參與權

　　參與權是公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利，參與權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是公民成為國家和社會主人的重要體現。賦予和保障農民的公共參與權，就是賦予和保障農民當家作主的權力。

　　參與權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體現，農民充分有效地行使參與權，也是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主人的根本途徑。農民公共參與權的實質就是億萬農民參與討論和制定游戲規則、參與執行和監督游戲規則、參與反饋和修改游戲規則。

　　構建農民有序參與的制度平臺至關重要。沒有制度化的參與，農民的利益就難以得到公正的維護，同時農民選擇非制度化參與就會釀成群體性事件或者個體非理性維權的社會悲劇。只要農民有組織地參與公共生活，就能夠盡量避免對農民不公平不公正的政策制度的出臺，同時農民還會督促和監督政府采取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針對農業的特殊支持和保護政策。

　　賦予和保障農民的自主表達權

　　表達權是人們表達自己思想和看法的權利。我們常說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人民群眾對各項方針政策實施的優劣、好壞、是非做出是否擁護、贊成、高興、答應的各種評判態度，就是行使表達權。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了表達權概念。該《決定》指出：“從各個層次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深化政務公開，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重申“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p>

　　農民權益的維護不能只寄希望于有良知的官員、學者和記者等人來鼓與呼，雖然來自農民外部的力量為農民利益搖旗吶喊非常重要，但總沒有讓農民自己來表達訴求更急切、更真實、更重要。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不斷分化，不同群體都需要有合法的制度管道來表達各自群體的利益和訴求。讓農民群體及其個人自主表達利益訴求，是現代社會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內在需要和治理技術。

　　賦予和保障農民的生育權

　　一般“三農”工作者和學者很少關注生育權。其實生育權與“三農”問題密切相關。

　　持續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使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口的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失獨家庭、“民工荒”、“農民荒”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以北京為例，2013的9月24日，北京市老齡辦發布《北京市2012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2012年全市戶籍總人口1297.5萬人，其中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口262.9萬人，占總人口的20.3%。北京老年人口已占到戶籍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進入嚴重老齡化時期。

　　我們在“人口紅利”消失后要尋求“改革紅利”，必須調整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但其面臨的觀念和利益阻力可想而知。不過，調整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增進農民的幸福生活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