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動力、高考重回 “全國一統”、推動治理體制機制現代化、增值稅改革、網絡時代的青年道德、農民工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陳憲：企業家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首要動力】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憲指出，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企業家、企業家精神為首要。在任何情況下，企業家都是最為稀缺的要素，也就是說，其為首要是由稀缺性決定的，同時他們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企業家源于創業者，創業就是試錯，對自身是否具有創業才能進行試錯，同時還要對市場需求試錯，這兩個試錯都為“對”的概率很低，所以，企業家最初的想法都不是辦企業，是因為在創業之初他們確實沒有底。至于動機，關鍵是作為創業者他們有動機，而大多數人沒有動機，或是即便有也不敢試錯；動機簡單就對了，復雜了就什么都做不成。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具有主體性，進而具有根本的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而是將產業政策、刺激政策等似是而非的東西視為動力，那么，我們今天所到看的發展方式粗放，產能過剩嚴重，尋租腐敗盛行，就將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摘編自《文匯報》
【吳遵民：高考重回 “全國一統”時機已到】
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教育政策理論研究室主任吳遵民指出，一旦戶籍放開，也是時候重提將高考回歸到全國統一的層面，這不僅有助于體現高考的公平性、權威性，也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一系列高考不公難題。我國高考制度自恢復高考以來的全國一統到放權于地方自主命題，原因有二：一是從教育部角度看，高考命題權放開，最初是為了根據各地方情況差異，加之教育水平參差不齊，制定有針對性的差別化高考政策，以有助于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存在其合理性。二是地方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地方熱衷于爭取自主命題的權利，其背后存在著各種利益糾葛。現階段，全國基礎教育乃至高中教育的教學水平已經基本持平，這為高考一統形成了基礎。同時，高考全國一統將使得所有學生不論出生貴賤，是否城市農村，都將在公平的前提下參加高考。當前，既然高考全國一統的基礎已經形成，一旦戶籍也能夠放開，高考回歸統一也將指日可待。應該認清的是，雖然教育部的下一步工作計劃未明確提及高考改革，但高考和戶籍的關聯度更強，對教育公平的取得也十分關鍵，無論是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都是瞄準高考而來的，我們不應該回避高考改革的問題。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鄭言：把握國家治理方式的動態性，推動治理體制機制現代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鄭言指出，特定治理體制機制是歷史的和動態的，過去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治理機制可能無法適應新時期國家治理的需求。隨著中國的高速發展，國內與國際、傳統與現代、單一與多元、封閉與開放、發展與穩定、生存與環境等多重矛盾交織在一起，導致新的治理問題層出不窮，因此也必須不斷改革創新體制機制，運用現代化的手段和方法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革新國家治理思想，打破權力本位、部門思維、家長思維、官僚思維等不適應復雜多元社會的思維模式，真正確立服務本位、大局思維、民主思維、市場思維；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于微觀經濟和社會管理活動的過度干預，真正把改善民生、保障所有人享有公平的機會、民主法治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等作為治理目標；認識改革的困難，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努力革除一切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為新問題的解決留出充足的創新空間。
摘編自《光明日報》
【崔奇：怎樣構建網絡時代的青年道德建設】
華中科技大學崔奇認為，青年道德建設關系到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依托網絡而形成的“第二環境”，日漸成為影響個體道德品質尤其是青年群體道德品質形成的重要因素。青年作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主動力，亦是網絡時代道德建設的重要參與者。除傳統的媒體宣傳之外，我們還應該從網絡本身出發，對良好的青年道德品質進行外在引導，大力弘揚；對偏激的道德觀念進行糾偏，防止其擴散，從而實現青年道德水平的整體提升。首先，將傳統媒體與網絡新興媒體相結合，充分發揮青年“典型道德事件”和“先進道德觀念”的引導作用。二、加強網絡行為法制建設，以網絡“法治化”實現青年道德發展的糾偏。三、利用先進的網絡信息控制技術，建立青年網絡行為監督機制，實現對網絡青年道德行為的“硬性”監督。四、借助互聯網的平臺，對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文化進行宣傳，糾正網絡文化中扭曲的道德觀念。
摘編自《光明日報》
【趙然、石濤：增值稅改革有利于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河南省社科院金融與財貿研究所趙然、石濤指出，受到宏觀經濟形勢及經濟體制的制約，1994年國內開始實行旨在防止投資過熱的生產型增值稅制度。將生產型增值稅改征為消費性增值稅是適應企業開展自主創新活動，提高國家稅收規模的重要舉措，但是也面臨著現實困擾。一是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的開展，必須要解決生產型增值稅所造成的雙重稅收問題；二是轉征消費稅將會導致企業投資過熱，在尚未將投資引向農村金融市場時，過高的投資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生產型增值稅的實施在短期內起到了增加財政收入的作用，但是長期來看，該稅制實質上是對企業的固定投資活動征收雙重稅，抑制了企業開展投資活動的積極性，不利于企業從事創新性投資及科技研發活動，也不利于國家稅收在長期范圍的增加。
摘編自《河南日報》
【岳樹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的問題】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學院岳樹嶺認為，作為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有生力量，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將予吸納的準市民階層。對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關系到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但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壁壘，事實上將城鄉兩部分居民分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新生代農民工淪為城市的“邊緣人”，成為城市里的“灰色人口”。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職業發展期望值高，但技能水平達不到。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費文化的浸染下，由生存成本所引發的一系列需求，使其在職業尋求方面更加注重工資水平、個人的未來發展、工作的人文環境，以尋求自己更加感興趣的職業，同時追求幸福感。另一方面，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但其職業技能水平與許多行業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二、獲取就業信息能力弱，就業機會少。在城市中過窄的人際關系，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機會的選擇。三、制度壁壘導致城市農村雙重絕緣，社會需求難以滿足。由于戶籍問題，他們無法享受市民享有的醫保、住房保障以及教育等各種社會保障。基于自身閱歷和切身體驗，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城市接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從而選擇在務工地就業和定居。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