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市場發展影響本土金融外匯管理的有效性。不同于美元國際化，1980年代日元國際化大發展時期，日本采取了離岸市場發展優先的策略。1984年提出支持歐洲日元離岸市場發展的措施，1986年底又建立東京日元離岸市場。據估計，日本國內武士債發行費用約為歐洲日元債券發行費用的3倍左右。結果，日本企業為低成本融資紛紛在境外發行日元債，1996年歐洲日元債券市場年發行額約為武士債的3.5倍，武士債市場處于被邊緣化、空心化的尷尬境地。而建立東京離岸中心以后，大量日元資金從日本本土銀行海外分行迂回回流境內信貸市場，導致國內信貸窗口指導失效，間接助推了國內經濟泡沫形成，最終隨著泡沫破滅，日元國際化戛然而止、盛極而衰。事實上，196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蓬勃發展，本身也是東西方冷戰背景下，規避美國本土的資本管制和利率控制的重要產物，這倒逼1970年代以來美國加快放松乃至取消金融外匯管制。

　　不能忽視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之間套利交易的沖擊力。由于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在監管政策和市場價格方面的差異，不論是“兩頭在外”分割型的本幣離岸市場，還是有限滲透型的離岸市場，都可能誘發活躍的跨市場套利交易。不能迷信管住了離岸市場向在岸市場滲透的渠道和規模，就能夠控制這種套利活動。例如，為了規避金融外匯管制，一些新興市場貨幣無本金交割的本幣/外幣衍生品交易（如無本金交割遠期（NDF）、無本金交割期權（NDO）、無本金交割期貨（ND Future））在離岸市場發展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然而，即使這些不可交割本金的外匯交易不能向在岸市場平補外匯頭寸，卻照樣可以通過價格信號作用和境內外關聯交易安排，產生諸多無風險套利的機會，進而影響在岸市場的本幣利率和匯率走勢。而且，在岸市場限制越多，離岸市場就發展越快、本幣的流動性就越好，反過來又進一步挑戰在岸市場的本幣利率和匯率定價權。

　　只有強勢經濟才能造就強勢貨幣

　　啟示一，高度重視貨幣國際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首先要找到正確的理論，明確前進的方向和目標。只有正確的理論，才能夠指導正確的實踐；而錯誤的理論，則有可能導致錯誤的實踐。總結日本“金融戰敗”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在國力大幅提高、經濟全面開放的情況下，日本方面的相關理論準備不足，經驗研究不夠，過于樂觀、決策草率，導致了日本經濟金融一蹶不振的嚴重后果。貨幣國際化雖然對于新興市場、后進國家來講，是新鮮的事物和全新的試驗，但國際上早有較為成熟的理論和豐富的實踐，可以結合國情充分參考和借鑒，少走彎路。貨幣國際化是更高層次的金融開放，關乎國運，需要更加謹慎，更加注重開放的先后次序、配套條件甚至前提條件。否則，開弓沒有回頭箭。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就始于對沖基金在曼谷國際銀行設施（BIBF）借泰國銖發起的貨幣攻擊。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馬來西亞就把關閉離岸市場林吉特的回流渠道作為外匯管制的一項重要措施。而迄今為止，新加坡和中國臺灣還一直把限制非居民持有本幣資產作為維護本土金融穩定、經濟安全的重要制度屏障。

　　啟示二，貨幣國際化應該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強勢的經濟造就強勢的貨幣。只有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會有本幣國際化的可持續發展。一旦經濟出問題，本幣的國際化就會從哪兒來，回哪兒去；捧得越高，摔得越狠。因此，在本幣國際化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經濟內外均衡協調發展問題。雖然解決對外經濟再平衡問題重點要從恢復對內經濟入手，如理順投資儲蓄關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等等，但也要注意處理好本幣國際化與促平衡的關系。本幣國際化至少不應給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過分增加額外的負擔。美元國際化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戰后初期，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安排，確立了美元的國際地位。1970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美國又借兩次石油危機建立了石油能源交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的安排，通過美元與石油交易掛鉤重新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從而一舉奠定了現行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的基礎。而日元國際化的重要教訓則是，盡管日本是大宗商品消費大國，但日元卻非國際大宗商品交易的計價結算貨幣，因此，日本進口中日元計價結算的比重明顯偏低，更不用說在第三方交易中使用日元了。由此可見，要使本幣國際化走得更遠、更扎實，創造出基于滿足實際交易而非單純財務管理需要的本幣計價結算需求方為王道。

　　啟示三，貨幣國際化應該堅持在岸市場發展優先原則。對外開放后，對內改革并不會自動到來。有開放、沒改革，正是許多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前車之鑒。為此，要始終堅持擴大開放與深化改革整體推進。在擴大對外開放過程中有效防范風險，關鍵是要加快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建立健全有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體系，這是應對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第一道防線。在貨幣國際化過程中，維護本土對于本幣利率和匯率定價的主導權，根本上要靠放松金融外匯管制，加快在岸市場的發展。要堅持金融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并舉，在條件許可情況下，給予在岸市場的政策支持應該不低于離岸市場，甚至多數時期應該更高。另外，根據“合成謬誤”理論，微觀層面的個體理性并不意味著宏觀層面的集體依然理性。或許，對于市場個體來講，前述跨市場套利活動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似乎應該容忍甚至鼓勵。但從市場總體來看，卻加劇了跨境資本流動的順周期性，有可能埋下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必要時應該從宏觀審慎管理角度進行逆周期調節。

　　啟示四，貨幣國際化應該堅持加強本外幣政策協調。如前所述，當一種貨幣行使世界貨幣職能時，本幣與外幣其實是等價的。如果一種跨境交易，本幣放開了也就相當于外幣放開了，反之，只管外幣不管本幣也就相當于沒有管。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的廣義外匯管理，自然應該外延至本幣計價結算的涉外經濟交易，而不是狹義地僅僅管理外匯收支。為此，建立健全本外幣全口徑的跨境資本流動統計監測制度和體系是必不可少的。同時，為減少監管套利，還應該盡量減少本外幣監管政策的差異，其中，處理好貨幣國際化與可兌換的關系也是繞不開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