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之道：城鎮化的法治理念

　　法治是對法制的升華，理念是對行為指引。因此，在解決了客觀的城鎮化實踐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問題后，必然面臨主觀層面法治理念的建構。依主體不同，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公權力主體在推動城鎮化過程中的法治理念。公權力主體是城鎮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其在行為過程中能否貫徹法治理念對于整個城鎮化的法治價值評判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根據傳統上對公權力的區分，可分為立法權的權利保障理念、行政權的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和正當程序理念以及司法權的權利救濟理念。除此外，還涉及到三大權力之間的依法協調與配合理念，即公權力主體的體系化思維問題。就各自法治理念的建設而言，在依法治國方針的指引下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距理想態勢尚存距離，如立法權的謙抑主義傾向、行政權的膨脹趨勢以及司法權在諸多問題上的審查失語等；就三大權力的協調配合而言，立法權和司法權在日益強勢的行政權面前逐漸失去了制衡和配合的支點，其與公民權利的耦合不暢又反過來進一步阻礙了行政權運行過程中法治理念的貫徹和落實。

　　二是作為私主體的相對人和相關人在城鎮化過程中的法治理念。其養成路徑有三。其一，專門的法治理念培養活動，如自1986年開始在我國正式開展的由政府主導、全社會廣泛參與的法治宣傳教育活動，即每五年一個階段的“普法”工程，目前已經進入“六五”時期；其二，社會法制建設與發展的溢出效應，即隨著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公民的法治理念水平必然呈現同步提升的狀態；其三，個體化的訴訟參與，即隨著權利救濟機制的不斷完善，愈來愈多的人有機會親身參與實在的法律訴訟實踐，無形中也促成了法治理念的深化。然而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程度上，我國公民整體的法治理念素養尚處于較低水平，該問題在廣大農村地區居民身上體現得尤其突出，而他們又恰恰構成了城鎮化相對人和相關人的主體；在內容上，許多法治理念仍局限于同日常生活中的個人權益密切相關的民法、商法、訴訟法等領域，而對同城鎮化進程關系更為密切的行政法、經濟法等法律部門的相關認知卻遠為不足；在實踐中，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的制度性障礙和缺乏說服力的效果又對公民法治理念的養成和深化發展構成了反向阻礙。

　　由于城鎮化的法治理念水平實際上對法制建設和法制路徑具有積極的能動作用，因此當以如下三個方面作為未來完善的重點。一是多主體的法治理念培養，既要關注普通民眾在城鎮化過程中的法治意識，更要提高公權力機關具體操作和行為過程中的法治素養；二是多路徑的法治理念發展，即將官方宣傳、自我認知等不同路徑相結合，以特定時期、特定區域的城鎮化實踐為契機，形成全社會法治理念協調發展的綜合性平臺；三是多維度的法治理念實踐，既注重理論、立法等紙面上的宣傳，又要與政府在城鎮化實踐中的示范效應等形成客觀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