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王建

　　今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提升到7.5%，與增長率相關的一系列指標也都顯示了經濟回暖的勢頭，這是令人高興的事情。

　　中國目前的經濟復蘇，還是必須先有外需的擴張，才有國內生產的增長空間。雖然人們早已認識到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雖然必須轉向內需型增長的大調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沒有被認真實施，所以真正意義的結構調整直到今天并沒有發生，這就醞釀著很大的風險，即如果美國的金融市場危機再度來襲，中國經濟的再次波動就會跟著出現。

　　結構大調整被不斷推遲，我看還是跟以下三個模糊認識有關。

　　模糊認識一：認為經濟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長期內在增長率回歸”

　　這種認識否認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長期高增長的可能，看不到下行中也有增長空間，認為其他國家沒有出現過的事，在中國也不可能出現。但是這些人是否也看到了，9%以上的增長率在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持續了30多年，早就打破了國外僅能保持十年的紀錄。

　　凡是健康的經濟增長都會具有合理的投資回報率，而這又是建立在合理的設備利用率水平上的，美國戰后近70年時間，設備利用率長期穩定在85%左右，經濟增長率卻在上世紀70年代完成工業化前后，經歷了6%和3%這兩個臺階。而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在2011年經濟展開下行態勢以來，就始終伴隨著設備利用率的不斷走低，已從2007年90%以上的高峰下滑到目前的接近70%，這是生產過剩的典型標志，因此是生產過剩在迫使經濟增長率不斷下行，而過剩持續嚴重，終將會引發生產過剩危機。所以速度的持續下滑趨勢，不僅不具有合理性，還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如果繼續用這樣似是而非的道理麻痹自己，只會耽誤調整的時機。

　　模糊認識二：認為資產泡沫的嚴重性大于實體經濟，所以把防范風險的重點更多集中在地產和金融領域

　　去年以來房價開始下跌，目前已擴大到8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廣這些一線大城市，房屋銷售也明顯萎縮。在過去三年的經濟下行中，只有房地產投資增長還明顯高出投資平均增長率，是經濟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領域，但是到目前階段，這個最后支撐住增長的柱子，也似乎慢慢倒了下來。由于高達幾十萬億元的社會融資，至少有6成以上是圍繞房地產發生的，房產泡沫破裂又會導致金融市場動蕩，所以各方面對房地產泡沫破滅與金融市場危機的擔心，就高漲起來。

　　必須看到，在次貸危機爆發后中國與發達國家雖然同時陷入危機，但危機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在發達國家是生產不足，而在中國卻是生產過剩。發達國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發貨幣，是因為推動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發達國家想走回“再工業化”的路子已無可能，因此只能靠增發貨幣創造需求泡沫，增長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長，正是因為這種虛擬經濟相對于實體經濟再度膨脹的趨勢，才構成了發達國家必然是在走向下一場危機的格局。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城市化嚴重滯后導致了人口的主體仍處在低收入、低消費階段，這就給中國的實體經濟增長保留了巨大的后續增長空間。所以，中國完全沒必要學西方國家那樣，主要依靠貨幣政策來解決目前的矛盾，而是應該盡快轉入以城市化為主要方向的結構大調整。

　　模糊認識三：認為不能依靠消費拉動增長

　　反對增加消費的人說，不能忘了投資是增長的源泉，這話當然沒錯，但還有一條理論叫經濟發展必須按比例，如果投資過度而消費不足，就會有生產過剩危機，這條理論是否還記得呢?不說理論說實踐，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曾進行過一場大調整，就是針對當時積累率過高的情況，提出了要壓低積累，提高消費的基本任務。在長達14年對積累與消費比例的調整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高達9.4%，如果沒有這種調整，又哪來的經濟高增長與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真心擁護呢?所以，那種認為儲蓄與投資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論與現實中都是說不過去的。

　　儲蓄率過高就要壓儲蓄上消費，而繼續上投資就會加重生產過剩，這是非常樸素的道理。當然提升消費比例并不是動員人們花光所有儲蓄那么簡單，而是通過推動城市化，創造出把農村低收入人口轉變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條件。這是真正的結構調整。

　　總之，判斷中國是否有了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還是要看是否展開了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結構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