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桂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對于解放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繁榮，解決農民溫飽和保障城鄉農產品供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村經濟發展要求的提高，通過家庭分散經營而使農業增產增收的潛力不大。實踐表明，由家庭分散經營承包土地，可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卻難以實現廣大農民共同富裕。因此在改革中，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和農地制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就必須使農業逐步走向適度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否則，我國農業就難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于是在我國農業深化改革和長遠發展上，就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基本思路：一種是鄧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和反復強調的遠景規劃，即“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這就是我們黨必須堅持的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前進方向和正確道路。

　　與此相反，也有一種頗有影響的錯誤主張，就是少數人要照搬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和經營模式，即通過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讓少數農戶集中和壟斷大量土地，搞私營家庭農場，實現西方式的農業現代化和規模經營。例如，有少數堅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極力宣揚我國農地私有化，力陳所謂農地公有之弊，認為農地私有化具有所謂普世性,說“迄今為止，凡是采用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采用土地私有制，所以，土地私有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今天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采用農地私有。……反映了全人類反復試驗后的經驗教訓和智慧結晶”。認為“農村土地私有化是解決農村土地制度中存在問題的有效途徑”。并提出：“如果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有那么多對農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奪”。此外，有的學者雖不明確地講土地私有化，但在論及農地各項權能中，過于強化農地所有權之外的其他權能，從而含蓄地表達了他們對農地私有化的主張。在關于農地制度改革的爭論中，雖然觀點和看法多種多樣，但在實質上，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經營模式之爭：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發展之路；抑或是照搬西方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和經營模式。而后者的基本觀點和政策建議，就是主張我國農地私有化和土地自由買賣。顯然，這是他們主張改變我國現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在生產資料上實行全面私有化企圖的一部分。因而在法理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第一，農地私有化主張缺少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我國在改革和發展中必須始終堅持農地公有（主要是集體所有）性質，具有權威的理論和法律依據。從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看，2004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農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中，都對我國農地必須堅持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已有明確規定。

　　我國現行法律對農地公有制規定的直接理論根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基本文獻。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江澤民指出：“要支持、鼓勵和幫助城鄉多種形式集體經濟的發展。這對發揮公有制經濟的主體作用意義重大。”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是：“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中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2013年黨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要求“因地制宜探索集體經濟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