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黨的基本理論和國家法律對農地集體所有制都有如此明確的論斷和規定，那么它們作為我國農村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理論指導、法律規范和不得突破的“底線”，就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必須遵循和貫徹落實，而不允許隨意更改。

　　第二，離開我國國情搞農地私有化，不僅無益于而且勢必會阻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是使廣大農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而不是以社會兩極分化為基本特征的西方式的農業現代化。主張農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并在農地私有化基礎上，走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道路，也可能搞成少數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但決不可能實現我國廣大農村和農業的全面現代化。照搬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現代化道路，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解決一切“三農”問題的出發點，必須考慮我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在這種情況下，搞農地私有化既不符合廣大農民的現實利益，也不代表農民的長遠利益，有悖于共同富裕原則。農地私有化的第一步看似公平，農民都“耕者有其田”。但如果一旦農地私有化，不僅是對當年我國農業合作化的全面否定，而且按照其客觀經濟規律，大量土地會通過自由買賣，而向少數人集中和被私人壟斷。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演變的必然過程。

　　從其演變的過程看，它首先表現為農地產權及其權能的暫時統一，即把農地的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等都歸個體農民支配，其直接后果是實行農地私人所有制，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截止2012年，我國大陸人口有13540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為6422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47.4%；2011年中國耕地保有量為18.2476億畝，人均不足1.4畝；而在人口密度較大的江蘇、浙江、四川等地，人均耕地不足0.5畝，人多地少的現實將長期存在。美國現有3.3億人，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1.8%。1998年，美國農業人口僅有500多萬人，約有219萬個家庭農場，每個家庭農場平均有176公頃耕地。如果我國像美國那樣，搞以農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基礎上的家庭農場，那意味著絕大多數農民將失去土地，而沒有基本的生活依靠。

　　同時，目前農民已不再是一個統一整體，而被分化為若干層次。對那些從事非農產業并且收入較高的少數農民，土地不再是其生存之本，農地私有化意味著其資產性財富的增多。而對于那些未能或沒有完全脫離土地，并在從事農業和兼業生產的億萬農民來說，農地私有化意味著他們在面臨各種風險時，可能將土地出賣或抵押，從而成為失地農民，即喪失勞動對象和生活來源。因此，廣大農民從農地私有化中獲取所謂完整的土地權益，是轉瞬即逝的。農地私有化的過程，必定是大量農民的小塊農地向少數人集中和兼并的過程。這種農地壟斷不同于其他可以再生或可移動的生產資料的壟斷，其后果比其他任何壟斷都更為嚴重。農地私有化并不能真正給予廣大農民以現實利益，也不代表他們的長遠利益。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言，中國“土地私有化的壓力不是來自多數農民，而是來自想從中漁利的新興政治和經濟精英”。

　　農地私有化不利于國家糧食安全、新型城鎮化的有序推進和統籌城鄉發展。我國土地資源極為有限，各地土地的質和量分布很不均衡。這表明，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糧食生產主要依賴于特定和有限空間上的土地資源。為此，從保證糧食生產和供給的戰略高度看，農地的集體所有更有利于國家加強土地的規劃和管理。如果搞農地私有化，那么我國18億畝耕地的“紅線”，將更難保證，全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就缺乏必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