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只有堅持農地的集體所有，并逐步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才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一個國家農業發達程度以及能否實現農地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與農地私有，是沒有必然的聯系。例如，印度的農地是私有的，但其農業很不發達，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很低。我國能否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關鍵不在于農地的私有化，而主要在于：一是能否實現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有效流轉（同時農地流轉不一定導致土地的連片規模）；二是能否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種植業的大量轉移；三是能否促進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誠然，農地私有化可以促進土地流轉，能為農地規模化經營提供可能，但“在土地權利越來越屬于農戶個體，甚至要求土地私有化的背景下，土地流轉是可能的，但土地調整連片卻是困難的”。因為，同一片土地極有可能屬于不同的所有者。同時，農地私有化并不能直接促成農村勞動力非農化。只有當工業和服務業獲得大發展，而使大量農民在城鎮能夠穩定就業，而不再依賴土地，并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時，才能實現大量農民的非農化。此外，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應用，主要取決于整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和農村集體經濟力量的實力，而同農地私有化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系。既然農地的私有化不可能創造出我國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的基本條件，那么農地私有化對于我國農業現代化有何意義呢？

　　第三，主張農地私有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背道而馳，它將會毀掉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沒有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主張農地私有化的實質，是要否定我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毀掉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因為，一旦我國農村和農業被私有制所支配，那么勢必會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而這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歷史進步的總趨勢。馬克思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經歷了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里，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后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或大地產方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

　　所以，體現在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所有制及其實現形式始終是基于生產力的發展而演進的。從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到階級社會的各種形式的私有制，再到社會主義社會新的公有制，是所有制形式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農地私有化不符合世界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更不符合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求，是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動搖和歷史性的倒退，是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偉大目標和任務相背離的，也會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全局。

　　總之，在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改革和完善農地制度之時，社會多方關注農地改革的走向，農地制度改革面臨多個路口，從根本上說，我國所面臨的是通過改革，堅持和完善現有的法定的農地制度，還是實行農地私有化，這個抉擇是不可避免的。堅持和完善農地的集體所有制，以利于我國農業的長遠發展，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必須始終堅持的原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