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前校長　李培根

　　■ 大學不應該僅僅引領科技的發展，更應該引領社會思想和文化的進步，這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引領表現在開放性和批判性上，開放主要表現在對不同思想乃至異質思維的包容。

　　■ 教師應該更多地在一種“無我”的語境中去思考教育問題，把學生看成教育活動中第一性的存在。

　　長期以來，各個大學都在不斷地進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但大家還是感覺到效果有限，為什么？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說過：“今天，單個的教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一個自我犧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個整體的支撐，他實際上仍是軟弱無力的。而且，具有實質內容的教育，正在瓦解而變成無休止的教學法實驗……一種嘗試迅速地為另一種嘗試所取代。教育的內容、目標和方法不時地被改變。”

　　的確，我們很多教師很富有犧牲精神，做了很多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往往是失去靈魂的改革。比如，把原來的課程體系改變一點，增加一門課或減少一門課，課程內容增加一點或減少一點，等等。這些東西有意義，但并不是真正觸及靈魂的改革，教育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術”上。

　　孔子講“君子不器”，是不是可以從兩方面來講，一個是“君子不器己”，還有一個是“君子不器人”。你不要把自己當成工具，也不要把別人當成工具。作為教師，我們不能把自己僅僅看成是教書的工具，另一方面，不能把學生培養成工具。真正從人的意義上理解教育，就應該強調人的自由發展，而不能只是希望學生“聽話”，成為某種工具。

　　哈佛校長福斯特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大學的本質是對過去和未來負有獨一無二的責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對當下負責。”這句話真像是對我們說的，因為現在中國的教育基本上是面對當下的。丘成桐有一句話也引起我的注意：“大學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引領社會，而不應該在政府、企業、或傳媒的驅使下迷失方向。”當然，他的話說得可能有點激烈，但是大學的確一方面需要服務社會，另一方面更需要引領。因為一個國家的大學如果不能夠做到引領，那對國家和社會的進步顯然是不利的。大學應該服務社會，但不應該僅僅是社會的風向標，而更應該是社會的發動機，尤其是一流大學。大學不應該僅僅引領科技的發展，更應該引領社會思想和文化的進步，這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引領表現在開放性和批判性上，開放主要表現在對不同思想乃至異質思維的包容。某些異質思維在未來會被證明是正確的，當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不就是異質思維？

　　教育應該以學生為中心。實際上，現在的大學都還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大多是教師教什么，學生學什么，這顯然有問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不是放任學生。對教師而言，這種理念還體現一種人文情懷。真正的以學生為本，甚至應該從深層次、從哲學的高度，從自由存在的意義上，從對生命的敬畏、對生命意義的尊重上去理解。

　　以學生為中心，靠教育者來辦教育，在教育活動中，教師的作用是主導，學生是主體。主導不是包辦和包攬，如何“導”是關鍵。又有人會說，可不可以兩個中心？即教師和學生都是中心？教育的中心是指作為教育者的教師在考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對于教師而言，教育的中心顯然應該是學生。可以講教師是辦學的中心，但不是教育活動的中心。此外，都是中心，會助長教師在一種過度“有我”的語境中去思考問題。其實，教師應該更多地在一種“無我”的語境中去思考教育問題，把學生看成教育活動中第一性的存在。

　　哲學家馬丁·布伯把關系分為兩種：一種是“我與你”，一種是“我與它”。他提倡的關系是“我與你”。他講“我與它”：我帶著我的預期和目的與另外一個對象建立關系，這就是“我與它”的關系。反之，我不帶有預期和目的，我把對方看作是跟我一樣的神性存在，這就是“我與你”的關系。布伯提到，很多理想主義者極力推崇自己的理想的時候，不過是把其他人和整個社會當成了自己實現美好目標的對象和工具。談到教育時，布伯說：教育的目的不是告訴后人會存在什么或者必然會存在什么，而是告訴他們如何讓精神充盈人生。真正的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正是這種“我與你”關系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把學生視為伙伴而與之相遇，根據對方的一切因素來體會這種關系。我覺得這是教師理解師生關系最重要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