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外辦原主任 劉華秋

　　鄧小平外交思想是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期堅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總體國際形勢、時代特征和全球性戰略問題，對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的動態和矛盾，進行正確分析的理論成果，主要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指導我國對外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

　　一

　　提出世界戰爭可以避免的重要戰略判斷。鄧小平改變了“燕子低飛、山雨欲來風滿樓”，世界戰爭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提法。他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有資格發動世界戰爭的兩個超級大國在軍備競賽中，一個力量相對下降，一個被拖得疲憊不堪，受到諸多制約，“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上世紀80年代末，他肯定地說，和平力量發展起來了，“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調整片面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鄧小平強調要從國家戰略利益出發，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他提出：“我們主張，國家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都應當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反對任何國家違背這些原則，在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范圍。”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應該著眼于自身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應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不計較歷史的恩怨，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在蘇聯解體后，鄧小平明確表示：“不管蘇聯怎么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他提出“消除三大障礙”的原則和“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思想，全面改善和發展了同蘇聯的關系，為后來同俄羅斯建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打下基礎。鄧小平提出了“廢約、撤軍、斷交”三原則，并親自主持談判，使中美兩國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1989年11月10日，他提出了解決中美糾葛的一攬子建議，推動中美關系實現正常化。他說：“建立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基礎上的舊秩序”，使得“貧國和富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是“發展中國家解放和進步的最大障礙”；“現在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結束霸權主義，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經得住考驗的不是霸權政治，不是集團政治，而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只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才能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國際經濟新秩序相適應”。鄧小平說：“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帶全球性的兩大戰略問題的科學理論。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鄧小平提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1992年春，他特別談到“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中國永遠不稱霸，誰堅持霸權主義就反對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堅定力量。中國采取有效措施，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盡力進行正確引導和管理，使之有利于縮小南北差距，促進各國的共同發展與繁榮。鄧小平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這個提法很好。”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要鞏固國家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僅僅依靠南北對話與合作是不行的，還必須開展“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國家資源豐富，能互通有無，相互合作，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國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窮幫窮，南南合作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確定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基本國策。鄧小平使對外開放成為基本國策是一個創舉。他認為：中國要擺脫貧窮落后，謀求發展，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鄧小平指出，在開放的世界中，“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如果說在本世紀（指20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