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查與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鄒宇春

　　信任，讓行動者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是社會秩序的源泉，是確保有效的經濟、非經濟交換的關鍵，對社會起著潤滑劑的作用。在經濟活動頻繁度加強、與人交往范圍不斷擴大的現代社會，要減少社會運行成本、維持社會秩序，必須維護信任環境，以確保民眾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換言之，信任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制度運行系統的主要執行者，各級黨政人員是政府這個行政主體分解在各個運行環節的重要代理人。他們能夠動員大部分的公共資源和行政權力，承擔著服務和治理社會的主要職責。他們能否按照相關規定去嚴格有效地管理和運用手中的資源和權力、能否獲得民眾的認可和信任，決定了政府和社會能否健康穩定地運行。

　　然而，一項最新的全國大型調查數據分析表明，當前有超過40%的民眾對黨政領導干部和黨政機關辦事人員持不信任的態度。本屆領導班子在“打擊官僚主義”、“鏟除腐敗”等黨政建設上取得的顯著成效有目共睹，但民眾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黨政人員的日常工作仍有大幅提升的必要。因此，如何提高民眾對黨政人員這些制度代理人的信任，是推動當前政府良性運行的重要前提，理應成為當前黨政建設的主要工作方向。

　　民眾對制度的信任程度取決于制度代理人的執行表現

　　信任是施信者對他人行為的一種積極性的預期。即個體對他人會在考慮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而行動的一種積極預期。在傳統社會，個人、家庭或地緣等構建的社會團體，是分配社會資源的基本單位。個人對人際關系中個體的信任即為人際信任。但在現代社會，由于科層組織的興起與擴散提供了另外一種分配方式，現代社會中的社會資源分配出現了移動性的安排。許多社會活動也因此超出了傳統人際架構的范圍，這種建立在“非人際”關系上的社會現象，引致一種不以自然人為對象的信任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運作主體，而這種信任則被統稱為“制度信任”。在不同制度體系下，制度信任的對象會有所變化,作為被信任對象時，其被評估的主要特征一定依附于當前相關制度而存在。民眾對黨政人員的信任評估，是建立在這些人是中共黨員、身負制度賦予的為人民服務的義務等相關制度特征之上的。

　　當前社會下，制度信任在某種程度上比人際信任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們這個社會正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人民群眾會接觸到越來越多的新鮮事物和不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有多大勇氣接納這些事物，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較好地與陌生人打交道，預示著我們這個社會具有何種程度的開放性和創新能力。此二者是衡量當前中國步入現代社會后，經濟和社會能否穩步、健康發展的重要標尺。而由于制度的程序性和對風險的規避性等特點，它既保障了個體能對無法直接互動的其他人（主要指陌生人）以及新鮮事物產生信任，也成為個體信任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制度信任，不僅意味著個體對制度的肯定和認同，還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日益充滿張力的人際信任。

　　信任是基于認知基礎上的態度，可信任是被信任者所表現出來的品質。一方面，當個體感覺自己和他人擁有相同符號、規則和對世界的解釋系統時，個體會覺得更容易預測他人行為和自身利益的結合度，也就更容易持有信任。另一方面，若想將雙方的關系長久維持下去，被信任對象（即受信者）在行動實施過程中會把施信者的利益包括在自己的行為動機內。在信任關系中，施信者通過評估發現自己的利益“被包括、被涵蓋”在被信任者的行為動機內，并認為被信任方具有可信任的特征。

　　從信任的內涵可見，制度信任是民眾在內心對制度及其執行者（即代理人）行為的積極預期。在自身經歷和認知能力的影響下，民眾對制度及其代理人在相關制度規定上的日常執行表現予以評估，分析這些制度代理人在多大程度上和自己具有相似性（即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自己有哪些方面的利益會被執行機構及其行政人員考慮和顧及，進而判斷他們在哪些方面可被信任。

　　可以說，民眾之所以對各項制度及其執行代理人產生信任，在于相信這些制度包含并顧及了自己的利益。而信任的程度，取決于民眾相信制度代理人會在多大程度上去實現這些制度承諾。各項制度執行機構及其辦事執行人員，尤其是黨政人員的日常表現，影響了人民群眾對制度及其代理人的信任，進而影響他們對政府、對國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