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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軍:中國的時代精神不僅僅是“改革創新”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調整國企收入、中國的時代精神、官員誠信與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漸進性改革、中國大學、不合理的城鎮化建設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習近平:調整國企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8月18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研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習近平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取得積極成效,對促進企業改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存在薪酬結構不盡合理、薪酬監管體制不夠健全等問題。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適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進程,逐步規范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秩序,實現薪酬水平適當、結構合理、管理規范、監督有效,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中央企業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要強化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正確對待、積極支持這項改革。

  摘編自《光明日報》

  【劉建軍:中國的時代精神不僅僅是“改革創新”】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劉建軍指出,對于“時代精神”,我們至今沒有正式的概括。黨的文獻中沒有敲定,學界同仁也缺乏共識。我們只知道時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創新”,這是早已確定并得到公認的,但其他相關內容則沒有明確表述。這是當前思想理論建設中的一個重大缺憾。

  沒有對時代精神的精當概括,就無法確切表述“中國精神”,因為“中國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結合;當然也就無法確切表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無法進一步闡述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將當今中國的時代精神表述為“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以人為本、和平發展、社會和諧、與時俱進”的精神。

  摘編自《光明日報》

  【呂怡然:官員的誠信是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重中之重】

  上海報業集團高級編輯呂怡然指出,近一個多月以來,兩部有關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綱領性文件先后頒布,一部是國務院印發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一部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為實施這個綱要推出的《關于推進誠信建設制度化的意見》。中央確定我國誠信建設的四大重點領域是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明確了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密切相關的34個方面的具體任務。其中提出抓好公共服務人員誠信教育。黨員干部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用模范行為帶動誠信風尚的形成。這是因為“他們的誠信言行對于增強人際互信具有重要影響”。有鑒于此,官員的言而有信,表里如一,既涉及政務誠信,又關乎社會誠信。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健全,官員的誠信乃重中之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可以說,對于黨員干部嚴格要求,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畫龍點睛,能讓廣大群眾刮目相看。

  摘編自《文匯報》

  【商志曉:漸進性改革絕不可對作機械化、片面化理解】

  商志曉撰文指出,漸進性是我國改革的總體特征,但這一特征并非絕對、唯一。我們在肯定和推崇漸進性改革的時候,絕不可對漸進性改革作機械化、片面化理解,更不能以漸進性思維框架去解釋我們曾經的改革并要求我們當下的改革。純粹的漸進性改革,是不現實的,也是有缺陷的。

  純粹的漸進性改革,因其背離了變革舊體制、調整舊模式的改革本性,也就不稱其為改革。去除對漸進性改革的純粹要求,就需要在“改革”視域下理解漸進性,需要凸顯漸進性進程中的改革內涵和改革本質,亦即把漸進與突進、漸進與突破聯結起來。漸進與突進、突破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質上是合二為一的、對立統一的,它們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包容,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摘編自《學習時報》

  【陳侃理:中國大學不應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侃理撰文指出,中國大學從喊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口號的那一刻開始,就把自己送上了國際賽場。國際賽場使用國際標準,為了提高名次,需要改造自己,“國際化”自然成為大學改革競相追逐的目標。然而,還有一種說法最近被提得越來越多,這就是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否則便不能成功。中國特色,當然要反映中國獨有的價值,體現中國主體。人文學術率先肩負起這一重任。于是,中國大學的人文學科陷入了“國際化尚未成功,主體性更需努力”的雙重焦慮。

  人文學術國際化和主體性的最終實現,需要以中國學術的整體發展乃至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國際形象的改善為背景,并與這些因素攜手共進。在此進程中,我們的大學不應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近百年來學術現代化打下的良好基礎,腳踏實地,將主要精力投入教學與研究。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一味盲目地上馬新項目、打造新工程,朝三暮四,不停折騰,最終可能會斷送中國大學的未來。

  摘編自《光明日報》

  【金磊:不合理的城鎮化建設是誘發山區地災的關鍵】

  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副秘書長金磊指出,城鎮化建設是否合理不能以速度的快慢為標準,重在城鎮化的質量,重在城鎮化是否能做到可持續發展。城鎮化的“新”,旨在促進“四化”的同步發展,即城鎮化應是工業化的加速器,是農業現代化的引擎,是信息化的載體,健康的城鎮化要促進它們間的相互協調發展。化解城鎮化“隱憂”,先要改變一味求快的城鎮化風險,因為“快”會導致規劃不合理、引發建筑質量難達標,不要用鮮血考問農村民房脆弱的抗震性能。

  事實上,災難在使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的同時,還要求人們在這重災洗劫的土地上反思生態安全的價值,反思災害風險的認知,反思所有可吞噬生命的元兇。縱觀我國城鎮化建設中的災情,主要集中在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兩大類。要注意不合理的城鎮化建設是誘發山區地災的關鍵。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蔡永飛:新型城鎮化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布局問題】

  民革中央“三農”委員會副主任蔡永飛指出,如果農業轉移人口集聚在哪里,就讓他們在哪里市民化,就會導致不同規模和等級的城市的人口進一步不同程度地膨脹,從而進一步強化城鄉二元結構,“漂移的社會”會繼續“漂移”。盡管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了差別化的城市落戶政策,但顯然這一思路還是有問題的。固然改革就是要解決問題,但解決問題必須具有長遠戰略眼光。新型城鎮化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布局的問題;農民工問題并不僅僅是市民化的問題,還要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農民在進入城市、城鎮和留在農村之間作出抉擇提供可能和機會。如果資源不能相對均衡,小城鎮、小城市再怎么“全面放開”落戶限制,人們也不會去那里落戶;特大城市再怎么“嚴格控制”落戶條件,人們也還是要到那里聚集。資源在哪里,人就會跟到哪里。不解決資源布局問題,就談不上“新型城鎮化”。因而,政府推進新型城鎮化,應當以推進社會建設資源相對均衡布局為主要抓手和著眼點。

  摘編自《人民論壇》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劉建軍:中國的時代精神不僅僅是“改革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