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副院長　王文

　　如果把在研究機構工作的人泛稱為“學者”，那么，從功用上至少能分出“智庫學者”和“一般學者”兩大類。后者又能按不同的學科進行分類，比如經濟學人、金融學者、科學家等等；前者則很難嚴格地用學科種類來劃分，因為“智庫學者”不能拘泥于純理論和單一學術化的研究，而必須要有更強的現實問題導向和多元知識背景，研究內容往往隨著現實需求的不同而發(fā)生變化。正因如此，目前中國極度缺少優(yōu)秀的、復合型的智庫學者，這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大障礙。

　　為什么缺少優(yōu)秀的智庫學者

　　二戰(zhàn)結束后，大學在整個現代社會運行體系中占據主流地位。要進入研究行業(yè)，通常需要有嚴格的資質審核，比如，要有博士學位(現在不少大學還需要博士后的履歷)，必須有學術文章發(fā)表(有的大學更是要求須在權威學術期刊發(fā)表過文章)，要有學術延承與專業(yè)劃分(什么樣的學科畢業(yè)必須到相應的學院任教)等等，這類在歐美世界興起的現代大學傳統(tǒng)與慣例漸漸被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學所繼承，進而形成了相對高門檻的學術圈。這種高門檻保證了學術的純潔性，但往往也被不少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所詬病。

　　從智庫建設的角度看，智庫學者需要學術圈的熏陶功能與研究功底的培養(yǎng)，但學術圈的相對保守與固化的研究特點，也造成了智庫發(fā)展的不利條件。比如，學術圈大多鼓勵清高、象牙塔式的研究，智庫界卻需要探下身，做與當下情況緊密相關的研究；學術圈大多鼓勵坐冷板凳，做長期研究，智庫界卻必須追求熱點，做政策層面急需解決的問題研究；學術圈的寫作習慣一般是先文獻梳理，再娓娓道來，著重過程分析，洋洋萬言，智庫界的寫作方式卻是直擊問題，短小精悍，看重結果與政策建議；學術界的考核體系基于在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的數量，智庫界的評價標準卻是高層與現實影響力；學術界的工資待遇相對較低，智庫界卻有更高額的項目獎金與相對明確的激勵制度；學術界需要長期的聘用合同，智庫界則要有更靈活的人事機制。

　　諸多差異迫使現代大學體系必須為產生優(yōu)秀智庫學者而做出相對調整。筆者曾走訪了十多所歐美大學，與相關研究機構談論大學智庫的建設，得到的回應出奇的一致：大學研究機構要么做學術，要么尋求機制突破，相對獨立地做智庫。

　　自20世紀中葉開始，美國大學與智庫界均出現了重大變化：一些大學明確部分研究機構的智庫定位功能，取消諸多嚴苛與固化的學術限制，如不一定要在學術類期刊上發(fā)文，為引進優(yōu)秀的智庫學者放低門檻等等。逐漸地，一批優(yōu)秀的、具有強大智庫功能的大學智庫出現了，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等等。與此同時，美國智庫界的調整更大，很多智庫直接取消了博士學位這一準入條件，不再給長期雇傭合同，研究內容以項目制為主，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方式，等等。

　　上世紀70年代后，智庫越來越成為了美國社會發(fā)展至關重要的力量，甚至被稱為繼行政、國會、法院、媒體之后的“第五權”，也成為美國對外軟實力的重要源泉，在國際話語權與外交博弈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國，最有可能培養(yǎng)智庫學者的大學還沒有做出足夠多的調整，原有官方智庫的改革進程還相對滯后，這使得優(yōu)秀智庫學者的數量遠遠跟不上中國發(fā)展的時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