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作為一種國家戰略被提出來以后，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但這些關注更多地從經濟發展、土地利用、人口轉移等角度出發，缺少文化視角。借鑒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教訓，我們不應該重蹈先經濟后文化，重經濟輕文化的老路，而應該在這一戰略實施之初，就將文化放在一個與經濟社會發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新型城鎮化是一項主要由政府主導、推動的工作，政府是否把鄉村文化建設和民俗文化的保護傳承納入新型城鎮化工作的范疇顯得至關重要。從目前的情況看，各級政府在推動城鎮化的過程中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

　　首先，制度設計中的文化安排嚴重不足。《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體現了高度的文化自覺，指出“一些農村地區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區模式建設新農村，簡單用城市元素與風格取代傳統民居和田園風光，導致鄉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要求各地“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歷史文化稟賦，體現區域差異性，提倡形態多樣性，防止千城一面，發展有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地域風貌、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形成符合實際、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這些表述倡導追求以保持文化的多樣性為取向的新型城鎮化目標，通過發展能夠體現歷史、地域或者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防止民俗文化的繼續流失。但除了這些表述之外，規劃綱要更多地著墨于人口、產業、公共服務、管理等方面，地方上此類的規劃綱要也多是“依葫蘆畫瓢”，既沒有根據各地不同的民情風俗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具體可行的規劃，也沒有在方案中對民俗文化，乃至整個農村文化建設傾注更多。實際上，真正留得住鄉愁的恰恰是人們在某一個居住地長期以來形成的具有強烈認同感的民俗文化。因此，在未來的城鎮化規劃中應該突出文化要素，加強文化安排，重視文化方面的“軟件”建設。

　　其次，決策咨詢中缺少人文學科學者的參與。從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聞報道中可以看到，從中央層面到地方各級政府召集的有關新型城鎮化的決策咨詢、規劃設計或者研討會議上，能夠進入決策者視野的大多是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很少看到人文學科學者的身影。這種做法折射出政府層面面對新型城鎮化的大趨勢，仍然沿襲國家發展中的一貫的“經濟思維”。“經濟思維”的一個最基本特點是成本和收益的計算，而文化事業是屬于公益性質，人們從文化生活中收獲的精神愉悅和滿足通常是無法用具體的數字來計算的。如果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僅僅吸收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參與，這種思維慣性和視野的局限性，可能導致對鄉村文化的關照不足，這對本就已經十分脆弱的民俗文化而言無疑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將會加劇其消失的速度。因此，政府決策咨詢中吸納人文學科學者參與，重視人文學科學者的意見將有助于提高新型城鎮化決策的科學性和全面性，同時也可以避免文化視角的缺失和未來鄉村文化建設的進一步滯后。換言之，必須通過人文學科學者的參與，甚或是通過民俗文化學者的更多介入，讓民俗文化免遭進一步破壞，將鄉村文化建設在新型城鎮化中“前置”。

　　最后，新型城鎮化實踐中缺少對文化細節的考慮。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新型城鎮化容易只考慮經濟效益，不考慮社會效益，缺少對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文化細節的考慮，導致人們的文化生活無法開展、精神無處安放。一些地方在建設新型農村社區、新型城鎮的過程中，選擇另選新址，構筑起商品住宅小區式的生活空間，這不僅使人們遠離了鄉村社會的自然和人文景觀，打破了原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村莊布局，而且令傳統的民俗文化活動失去了原來的土壤。原來存留在村莊里的民間文學形式失去了講述的真實背景；一些傳統的手藝，原本與耕作生活、鄉村社會粘連在一起，也沒有了用武之地；民俗節慶活動、戲曲、說唱表演必須的舞臺或者場地不復存在，民眾享受精神生活的公共空間被擠占了。凡此種種提醒我們，新型城鎮化中的文化安排更多地體現在對文化細節的考慮和實現上，而不是停留在紙面的規劃、刷在墻上的標語和高聲呼喊的口號上。（楊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