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任遠

　　在研究城鎮化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關系時，我們應該冷靜地看到中國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滯后于城鎮化發展的速度，不能滿足未來快速城鎮化和人口集聚的需求，以及不能充分滿足城鄉居民對更加宜居、更加智慧和更加幸福的現代城市生活的需求。城鎮化過程中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會帶來城市化發展的“城市病”，并帶來城鎮化過程中的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當前時期，在中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城鄉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不足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足表現得尤其明顯。特別是1970年代后期的農村聯產承包制度以來，作為鄉村公共物品的公共基礎設施，如農田水利、農村道路等等，缺少公共投入的基礎。城鄉公共物品配置的差異性，使得農村各類基礎設施建設、社會設施建設投入相對不足。

　　第二，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建成區的基礎設施配套不足，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偏低，不能很好地滿足快速城鎮化的需求。由于建設單位對基礎設施建設不夠重視，或者出于節省成本的考慮，以及部分基礎設施建設的工作流程不清、建設標準不規范、基礎設施工程實施主體不明確等，當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問題較多且比較突出，有些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還與工程腐敗問題緊密相關。例如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城市排水設施建設，不少城市由于排水體系的管線或河道疏浚、污水處理場站建設不到位，造成雨水排除沒有出路，降雨量大時甚至造成城市觀海的“內澇”現象。

　　第三，中國城鄉區域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顯著的不平衡性，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具有較強的財政投資能力，教育、醫療資源豐富，各項基礎設施投資發展很快，但是在城鄉之間、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間，城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差別性仍然存在顯著差異。

　　第四，不同城市人口群體對于基礎設施服務的可獲得性仍然有顯著差異。例如城鎮的教育服務、醫療服務、公共住房服務對于非戶籍人口仍然具有很強的排斥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共預算安排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本地戶籍人口加以配置，這也進一步強化了基礎設施服務對非戶籍群體的排斥性。

　　隨著市場化的發展，城市基礎設施服務本應作為公共物品，但卻帶來相當程度上的服務私有化和俱樂部化，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排斥了普通民眾的獲得，例如在一些私營性的運動場地、高爾夫球場、養老院設施、城市綠地等，城市居民的可獲得性并不均等。而對一些城市中心城區的公共改造，也一定程度上在商業利益的推動下更加成為面向部分富裕群體和強勢群體的設施服務建設，而相當程度上剝奪了普通市民對城市服務的獲得。

　　第五，城市化過程中不同空間的基礎設施配置的不平衡性隨著城市內部人口空間分布和再分布，表現得更加不平衡。類似上海這樣的沿海地區特大城市已經出現了郊區化擴展和新城建設的現象，但是在郊區和新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設施建設不足，加劇了城市內部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不平衡。

　　第六，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正日益突出。一些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往往涉及城市用地規劃的調整，涉及工程拆遷的問題，一些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也會對周邊居民產生影響，產生突出的鄰避現象，或者產生對周邊居民的住房損害和健康損害等。近年來，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利益沖突和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社會設施在很多情況是對周邊居民具有外部積極效應，例如公園、體育運動場所，但也有不少城市設施建設帶來周邊社區的噪音、土地沉降和健康損害，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不同利益主體的介入、協調和沖突表現得更加復雜。

　　第七，相對于道路交通、五通一平、開發區建設等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不足表現得尤其突出，比如環境衛生、垃圾處置、養老、醫療衛生、綠地和公園、文化體育、教育和住房等。

　　因此，城鎮化發展需要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撐。中國未來面臨快速和大規模的城鎮化發展階段，為了提高城鎮化的效率，避免城鎮化過程中出現城市病，在完善城市管理能力外，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城鎮化過程中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繼續發揮和強化城鎮化過程中的“中國經驗”，并以此提升城鎮化的能力，來支撐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集聚，并從更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建設來建設智慧城市，促進城市更加現代化和智能化，建設生態城市和可持續的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