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濟決策落實實施階段

　　進入經濟決策的落實實施階段，先后有兩步：

　　第一步是國務院落實全國人大決策。在“兩會”結束后，3月19日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根據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確立當年工作的總體部署和主要任務，確定了2014年政府工作15個方面共55項重點任務，并分解到國務院各部門、各單位，確保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預期目標。首次提出引入第三方評估，接受人民監督。各部門、各單位落實分工的具體措施要抓緊上報，國務院將加強督促檢查，確保任務落實到位、取得實效。李克強指出，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2014年政府工作任務“清單”，這是政府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國務院各部門、各單位要按照統一部署，把落實報告提出的各項任務作為履職盡責的重點，努力完成2014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不辜負人民群眾的期望。[1]

　　第二步是全國人大監督國務院落實經濟決策。下半年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實施進展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受國務院委托所作的關于2014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由財政部受國務院委托所作的關于2014年以來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對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提出具體意見和建議，這里全國人大及常務會的監督檢查及建議都起到“調試”和“合力”的作用，不是要唱什么對臺戲，從而保證如期實現當年主要發展目標。

　　上述階段和步驟反映出中國經濟決策制定的科學和實施的有效，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經濟決策成功的原因。實際上，根據我們的中期評估（2011-2013），國家“十二五”規劃完成情況得分為88.9分（100分為滿分），高于“十一五”規劃中期評估結果（86.4分）。這也就證明了良好的經濟決策機制有助于政府實現國家治理的“學習曲線”不斷向好，治理能力不斷提高，治理績效不斷優化。

　　四、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與美國總統《國情咨文》的比較

　　與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的總統《國情咨文》，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反映了更切實的民主決策。一方面從內容上看，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全面涉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五位一體”總布局的各個方面，有明確的施政目標；而美國總統《國情咨文》不僅內容框架單薄，施政目標也是寥寥可數（見下表）。以2014年為例，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18項量化目標，共包括了31項量化指標；而奧巴馬《國情咨文》共提出了6項量化指標，不及中國政府共工作報告的20%。從過去幾年的文本內容看，美國總統《國情咨文》指標內容不定、體系結構多變，多旨在回應當年熱點及焦點話題，應景意味和時效性明顯；而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以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指標回應人民需求，指標內容全面，體系結構穩定，完成情況可檢驗、可對照。

　　另一方面，從決策過程上看，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起草修改過程時間更長，參與人員范圍更大、人數更多，各方意見征詢廣度、吸收水平更高。

　　相比之下，美國總統《國情咨文》的起草班子主要是白宮的20多人組成，包括總統的顧問和高級人員。起草步驟依次包括：醞釀階段，由白宮總統辦公室根據總統要求和過去一年主要施政內容、國內外形勢等對咨文關鍵詞、主題、框架等進行設定。分頭起草階段，由咨文起草班底人員撰寫咨文初稿。建議征詢階段，由咨文內容所涉及到行政當局各部門、委員會及政界其他資深人士對咨文內容提出修改完善建議，并匯總到咨文起草團隊。最后是校對定稿階段，咨文起草團隊根據匯總的意見和建議對咨文初稿進行補充校對，并將咨文送法律專業人士進行評議。至此，國情咨文基本定稿，送總統親自審閱修改和定稿。最后由總統公開發表。

　　由于美國是分權制衡體制，就會出現“否決”機制，當總統行政當局在與國會意見相左時，國會就會否決，或者拖延表決。如奧巴馬總統的醫改方案和就業方案是一拖再拖，一讓再讓、一改再改，成為“蹩腳的改革”。只要奧巴馬醫改得不到多數支持，他在任八年期間很難成功，如果他離任，就可能會流產，半途而廢。這表明在美國任何一項重大的改革只要觸及到各方利益，常常是分歧遠多于共識，對峙多與妥協，失敗多于成功。誠如幾年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人員對筆者曾講，奧巴馬想改革，美國體制就是不幫忙，處處掣肘。而你們的胡錦濤想改革，中國體制總是幫忙，總能實現目標。他對2009年中國的醫改能夠覆蓋到13億人口規模，感到敬佩。也同樣如奧巴馬總統2012年《國情咨文》中一針見血地看到這一事實，稱之為“華盛頓將一事無成，因為華盛頓四分五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