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服務購買標準和采購流程缺乏規范可行的依據

　　在購買服務的過程中，政府對自己購買服務的必要性、購買服務的種類缺乏清晰的認識和明確的標準，由于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資金回報率、成本核算、價格確定、服務質量的標準等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政府對服務的需求不清晰勢必導致采購價格和服務的模糊，合同條文不明確不嚴謹，政府完成自身職能的程度也就無法度量。由于采購標準不明晰、采購流程不透明，也極易產生公眾對所購服務不了解、不信任、不接受的情況。

　　政府維持自身運轉的物業、會議、保險等服務屬于集中采購目錄規定的內容，需交集中采購機構按照相關規定和流程執行，有規范可行的依據。集采機構通過協議供貨、定點采購的方式匯集采購規模。但諸如財務審計、醫療體檢、節能管理等服務雖不是集中采購范圍，卻是多數政府機構都需要采購的常規內容，從總體上看，各單位對這些服務的重復、頻繁、零散采購沒有形成規模效應贏得優惠價格。同時，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項目由于未納入集采目錄，各級政府部門自行采購沒有規范的流程，不是采用市場化程度更高的“招投標”等方式，不乏私相授受、渾水摸魚的情況，設租尋租難以避免，由此帶來的服務質量、費用合理性以及資金透明度要求也就無法保障。

　　(五)服務評價體系缺位

　　政府購買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直接影響到服務的有效供給和政府履職水平，但從我國實踐來看，對政府采購服務的評價主要局限在行政化檢查或監督制度，缺乏獨立的監督機構，信息的真實性和競爭的公正性難以保證。現有體制對于公共服務的監管權分散在為數眾多的政府部門手中，有的既是主管部門，原又與社會組織存在隸屬聯系，復雜的利益糾葛下，對購買服務的監管和評價十分不力。已出臺績效評估的地區也往往缺少科學具體的考核指標，已有的定量指標多重視投入資金、人員、參與案例等方面，而對具體的實施效果、效益和效率評價不足。這極易導致購買公共服務的績效評估流于形式、沒有應有的執行力。

　　(六)集中采購機構在政府購買服務中的作用未有效發揮

　　政府購買服務屬于政府采購的范疇，伴隨《政府采購法》的誕生而設立的政府集中采購機構基于其非營利、準行政組織的屬性，在承接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中具備天然優勢，且在各地實踐中也積累了許多經驗，理應發揮更大作用。但現行法律對集采機構的功能定位卻影響了其作用的發揮。

　　首先，集中采購機構在法律上只是一個代理機構。這決定了集采機構對規避集采的行為沒有任何制約手段，在采購活動中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大量規避采購的行為由此出現。

　　其次，集采機構沒有對合同的履約監督權。按現行規定，集采機構只負責采購過程的組織，中標后合同簽訂和驗收都由采購人進行。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合同履約和績效評價尤為重要，集采機構無法監督合同的履約，則當采購人有強烈的傾向性、在實踐中對不“滿意”的結果拒絕接受時，集采機構無可奈何，最終損害的是作為服務對象的公眾的權益。

　　再次，集中采購機構設置和隸屬關系多種多樣。《政府采購法》沒有明確規定集中采購機構該如何設置、隸屬于誰、是否應該有主管單位，導致各地集中采購機構設置五花八門，因此集采機構間缺乏有效的業務指導、交流和培訓機制，在行業規范、采購資源共享等方面都存在缺陷，影響了整體一致性和政府集中采購功能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