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設穩定社會浮躁

　　既然浮躁是一種社會心理，外化為某些行為，那么就需要對這種心理予以穩定，約束相關行為。既然浮躁是對不確定性的社會反應，那么就需要以可確定性和可預期性來對沖不確定性。換言之，既有的社會快速變遷所造就的社會浮躁以一種非政治的方式發生，但卻要以政治的方式來尋求解決之道。正如《論語·為政》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不管是約束行為還是對沖不確定性，從人類歷史的實踐看，無外乎兩個選擇：道德和制度，而道德是無形的制度。制度是底線約束，道德是高線倡導，道德高線倡導知易行難，制度底線約束相對來說知行落差較小，因此，要形成一定的道德氛圍，首先需要把底線約束建設好。不論是道德還是制度，要落到實處，又都需要一定的社會共識，而社會共識則是一個社會得以凝聚的核心價值。當前不少社會問題都歸咎于制度的滯后性，實則是制度滯后于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反映社會公眾需求的社會共識變化。為此，制度建設直接表現是回應社會公眾的利益關切和權利要求，更深層次是通過制度安排給社會共識變化設置一個合理的震蕩區間。

　　首先，制度建設需要承載社會的基準共識。這是制度建設的根本所在。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洗禮，盡管當前中國仍然是權力主導型社會，但民智已開，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受教育程度已經提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人們對于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社會主體的行為預期已經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律靠攏，換言之，制度建設應當承載的社會基準共識之一是權利共識，既要確認每個個體的權利平等地位，又要確認每個個體在社會群體中的行為邊界和行為方式。制度建設應當承載的社會基準共識之二是權力共識，即人民主權基礎上的代議制政府無特權，與之相適應，除因公共職位需要，任何居于公職的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之上的或者因掌握公職而帶來的超越同胞公民的特權。

　　其次，制度建設需要圍繞權力的正當行使這一核心展開。社會浮躁的穩定進而弱化直接受制于權力是否正當行使這個核心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都由政府居于主導地位來推動，由此形成了權力萬能的社會認知和“死也要死在編制里”的公務員熱，助長社會浮躁。因此，撫平社會浮躁，在具體的制度建設上需要拿權力開刀，使其與承載的基準共識相適應。第一，制度建設需要規范公權力的邊界。權力不經當事人申請不得介入，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和行為方式盡管也以法律的形式如民事法律、商事法律體現出來，但如果平等主體之間無涉糾紛，則公權力干預程序不得啟動，如果平等主體之間因交易糾紛而訴諸公權力仲裁或審判，則公權力予以秉公干預。否則，公權力對市場行為、隱私興起橫加干涉且樹立起不當得利的典范，則必然使一些人趨之若鶩，造成社會風氣惡化，社會浮躁蔓延。第二，制度建設需要規范權力本身的正當運行。政府的權力內容以“法無明文規定不得為”為原則，政府的權力運行則需要以正當程序為原則。這一方面要求在現有的較為完整的制度框架下對行政程序予以細化完善，本著程序正義原則加強制度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求權力環節的閉環運行，即加強權力制衡和監督，如在權力結構上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適度分離，不能只決策不執行，只執行不監督，而是要精化決策，做實執行，做強監督。在權力實施上加大公共信息公開制度建設，加強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激勵機制，把政府的權力運行放在玻璃缸中，提高政府自由裁量權行使過程的可見度，減少權力黑箱運行的領域，逐漸熔化權錢之間的厲害關聯鏈條，進而在權和錢之間設立有效的防火墻。

　　最后，制度建設過程本身還需要具有開放性和共享性。制度建設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制度建設過程本身一方面需要具有開放性，開放能夠阻斷謠言，增進寬容，這就需要創設公民平等參與的途徑、渠道和程序，使公民的知情權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制度建設過程需要共享性，共享能夠阻止壟斷，增進凝聚，這就要求設立制度端口用于及時發現和修正制度缺陷。制度建設過程的開放性和共享性實則是對公民日益增長的參政權利要求的回應，也是對當今時代權力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的適應。權力過程的開放和共享，在形式上要求政府與公民之間更多的意見協商、更多的信息溝通、更多的觀點互動，為此，作為疏導社會浮躁的必要手段，疏通既有的參與渠道、吸引和加強公民參與的程序建設等就成為必要且迫切的事情。

　　立足社會基準共識，約束權力，保護權利，才能夠使社會心理趨于穩定，政府才能夠通過具體政策形成對社會公眾心理預期的管理。但僅停步于此，只能使社會浮躁止住蔓延趨勢，還不足以使其沉淀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