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余來明

　　21世紀，“國學”又成了國人聚焦的中心，令時賢備感振奮。其間雖不免雜陳濫竽充數之聲，亦足可激起國人重新正視傳統文化的熱情。

　　“國學”之于今人雖是“傳統”，是“舊”，但縱觀其生成、發展，均有特定歷史語境，均是針對當時歷史實際而發，凝聚著前賢“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許多貫穿于中國文化元典的精神，在當代文化構建和文明建設中仍具有現實意義。以西方為師，既領受了西方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實利，也滋生了各種現代文明帶來的弊端。其中既有現代工業文明原發產生的弊病，也有中西交匯中出現不適留下的后遺癥。以往棄除傳統以容納西方的做法，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中華傳統文明的許多優秀價值理念，在現時背景下正可為建構新時期文明形態發揮作用。

　　以儒家而論，現世關懷歷千年而不變。《論語》二十余篇，全在成人與立己。其中如“仁愛”“親隱”“義利”“理欲”“榮辱”“廉恥”等觀念，仍適用于今日。漢唐經學，雖不乏贅言，雜陳謬見，但各自于解經之中貫注了社會理想和治世觀念。宋明理學與陸王心學，立論看似對立，實則都志在建構一種適用于日常的倫理與道德，其中的許多精義之論，若能在當代語境中予以合理闡發和弘揚，對社會倫理和公共道德建設仍有啟示作用。當下講習國學，此為其中一大關鍵。今日治儒家的學者，尤應注重其在現實中的適用價值。

　　即便是道家哲思，表面上看起來雖然主張閑適與無為，骨子里也包含著現世關懷和時代憂患意識。老子為柱下史數十年，最后寫成的《道德經》，并非發為空言的玄想，只是與孔子采取了不同的言說方式。短短五千余言，“圣人”之說凡數十見，可見其并非“絕圣棄智”，只是要另造一種“圣人”，傳達另一種“智慧”。老莊哲思要傳遞的是一種不同于儒家的人生態度。儒道相濟，進退之間，方能體悟人生真諦，創造和諧氛圍。

　　釋家之說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則是植根于本土的意識與觀念。來世之說固不可信，然則若能因此教人為善，斷卻多少欲念妄想，亦多能造福蒼生，安定社會。

　　中國傳統的史家著述，更是注重以古鑒今、識往知來。司馬遷撰《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意在參資時事，借鏡治政。

　　當下講習國學，研精舊典固然必不可少，開掘新義以為今世之用不可或缺。而國學要真正實現對當下精神價值建構的資借，當切入日常生活，不急一日之功，潛移默運，方能收效于百年之后，真正繪出中華民族復興的盛世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