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反腐敗是央地關系的破局之措、誠信的具體利益化、新興經濟體結構性改革、市場經濟導致腐敗、“未富先懶”問題需從社會層面解決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唐昊：反腐敗是央地關系的破局之措】華南師范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唐昊指出，央地關系的破局是在近期意外發生的。自十八大以來，伴隨著反腐敗的深入進行，許多省、市現任或者前任主要官員因貪腐問題接踵落馬，這引起了官員補缺的聯動反應。在最近這個月內，官員崗位的新舊交替開始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這表明，今次中央在處理央地關系的時候，并沒有緊盯著事權和財權不放，而是通過黨內組織關系的建設，抓住了“人事權”這一決定性的權力來做文章。
反腐敗前后的一系列動作意味著，此輪大規模反腐敗行動并非僅僅指向腐敗官員，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層面重建了中央權威。我們注意到，包括土地出讓金大審計及其他調控舉措，是在中央新一輪反腐敗取得重大成就的情況下推出的。顯然，這只是一個開端。中央決心要動一動以往十余年沒有動過的地方政府的奶酪，顯然是具備了在事權和財權方面的真正自信。從這個角度來看，反腐敗可被視為央地關系的真正破局之舉措，為此后可能發生的體制改革創造了前提條件。
摘編自《南風窗》
【張偉：解決誠信危機的關鍵在于誠信的具體利益化】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政治處主任張偉指出，在發達國家發展史上，也曾有過誠信危機，解決的關鍵在于誠信的具體利益化。也就是說，賦予誠信具體的利益，而不再僅僅停留在一個沒有具體利益的誠信等級，將其具體到涵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形成一個人或者一個單位“無信難行”的局面。運用誠信體系中的各種數據，倡導形成根據誠信等級實行差別化對待的局面。如此，無論個人還是單位，出于考慮自身利益的目的都會視誠信為立身之本，發展之基。
摘編自《經濟日報》
【馬克?帕迪：新興經濟體推行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
埃森哲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馬克?帕迪認為，新興經濟體有3大優勢：一是充足的勞動力；二是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三是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這些將在未來幾年繼續支撐新興經濟體實現經濟增長。然而，新興經濟體能否實現長期發展取決于其能否妥善地處理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新興經濟體正走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盡管面臨不同的問題，但無論是商業環境差還是基礎設施不足，歸根結底都是結構性問題，增速放緩在意料之中，推行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新興經濟體也需要提早應對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少。應對這一問題，要通過推動創新和技術研發，改善制造業發展質量，重視工商業效率，為長期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摘編自《經濟日報》
【華世平：通過制度和法律改善“政治生態”是理性選擇】
美國路易維爾大學政治學終身教授、陜西省“百人計劃”學者華世平認為，新政府上臺伊始，在強調治理“政治生態”、反腐的同時，把“依法治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理論上講，制度和法律同“政治文化”即“政治生態”的關系是互相影響的。也就是說，政治制度對“政治文化”有很強的影響作用。從實踐上講，通過制度和法律改善“政治生態”是新政府在當前形勢下作出的理性選擇。以制度和法律治理“政治生態”，除去歷史教訓的原因以外，還同中國現代化的大環境有關。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法治系統，中國的經濟就無法發展，因為外國投資者需要法律的保障。總之，靠法律和制度改善政治生態既是新政府根據歷史經驗做出的理性選擇，也是順應當前中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摘編自《人民論壇》
【王傳利：承認市場經濟導致腐敗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矛盾】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傳利認為，長期以來，一些人為了捍衛市場經濟而夸大市場手段治理腐敗的功能，否認或者掩蓋市場導致腐敗的功能。其實，承認市場經濟具有導致腐敗的功能，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矛盾。承認市場經濟導致腐敗，并不等于取消市場經濟。我們承認獲取執政地位使得中國共產黨面臨執政或長期執政的考驗，并不會由此放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我們承認改革開放是黨建面臨的考驗，并不會由此放棄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同理，承認市場手段有導致腐敗的功能，并不是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而是在承認市場經濟將給黨的建設帶來嚴重考驗的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積極迎接挑戰，應對腐敗，戰勝腐敗，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駕護航。那種夸大市場經濟治理腐敗的功能，盲目迷信市場經濟是消除腐敗的靈丹妙藥的做法，恰恰不利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摘編自《紅旗文稿》
【徐康寧：經濟增長要擺脫“刺激依賴”】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徐康寧撰文指出，對經濟運行采用刺激式干預，頻繁出招，雖然在保增長方面比較靈驗，但所耗費的成本有可能潛行在經濟系統中，以后隨時都要經濟自身來償還，為擴大投資而過多發行的貨幣就是一種潛行的成本。再說，以往采用刺激手段可能是對的，但現在不用刺激手段未必不對。倘若考慮到我們正處于轉型時期，經濟發展方式面臨重大轉變，原有的拼資金、拼資源、拼規模的道路不能繼續，此時不過分刺激經濟，寧愿在可承受的范圍內犧牲一點速度，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形成倒逼機制，反倒有可能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在舊的增長模式和經濟增速略降面前，兩者權衡取其輕，寧愿不要高速度，也不要舊的增長模式重演。
摘編自《環球時報》
【顧駿：“未富先懶”問題需要從社會層面解決】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顧駿認為，“未富先懶”的核心是價值觀問題。如果一個人只把勤奮看作是致富的手段，那么有了錢就不會再去奮斗。但如果一個人覺得奮斗是快樂的，即使沒錢掙也會很幸福。“未富先懶”問題首要的不是人們富不富，而是要審視，當下的社會是否給個人奮斗設定的門檻越來越高，給個人奮斗的空間是否讓人覺得有動力。
“未富先懶”問題需要從社會層面去解決。國家應下大力氣掃除權力濫用、裙帶關系等障礙。如今，需要在宏觀層面著力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繼續為每個人提供奮斗空間。政府需要創造條件，讓所有勞動者都能看到生活變好的可能性，讓群眾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摘編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