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個重“人”的傳統后來發生了變化，使得重“才”逐漸壓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后國家實現追趕中，都是一樣的。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在中國近年來有些走向極端。過去35年，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和開放，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增長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即使當下不少人討論轉變發展方式，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現代經濟學中，人有兩個作用：一是作為勞動力，是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品，是生產要素。勞動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貢獻，它使得人作為投入品更具生產力。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工具。但是，人在現代經濟學中又是消費者，是享受消費品的主體，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數”來度量。在這個意義上，人是經濟活動的目的。所以在現代經濟學中，人不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學使得“人是目的”這一價值更加清晰和突顯。無論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應該是“育人”。

　　何為“人的教育”

　　在我看來，作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個方面，因而人的教育應該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發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對于科學而言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經濟和管理都是社會科學，而人文包括文學、歷史、哲學等。我們說人文學科，但不說人文科學，因為人文不是科學，而是價值、是判斷、是解讀。人類文明的進步從來都是科學進步與人文進步并舉。如果說科學是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學告訴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訴你說真話的價值。人文在清華有著深厚的底蘊和傳統。在清華大禮堂中懸掛著一塊匾，是清華1926級畢業生送給母校的禮物，上書“人文日新”四個字，就是一例證。

　　曾經在臺灣新竹清華大學任教的龍應臺女士是這樣來解讀人文的：文學使你看見原來看不見的東西，可以讓你看見水里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里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宮的可能；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學讓你看見，哲學讓你定位，歷史讓你連接，這些都是人文的價值。

　　以人文為基礎的人格是做人的準則。人格養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礎，也是清華的傳統。100年前梁啟超諄諄教導清華學子要以君子為人格之標準。老清華校長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推崇“整個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我們學院今年提出學院核心價值：對己/正直誠實、對事/敬業盡責、對人/尊重寬容，第一條就是講人格。“完整人格”是對人格的較高要求，正直誠實是對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對人格的起碼要求就是人格底線。說話有底線，就是說話講真話；做事有底線，就是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線就是文明人的底線。

　　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教授曾批評我們的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批評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而是那些學過很多知識，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們往往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不擇手段。精英大學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們的正面作用會很大；但是如果沒有人格，他們的負面影響也會不小。這在近期的“反腐”中可見一斑。

　　人生既有對人生發展的夢想，更有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記住蘇格拉底的這句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在你進入大學的今天，就應是你反省人生的開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發現自己，認識世界的過程。特別是我們學院本科教育改革的兩個支柱之一是“個性發展”，就更需要同學們把自己的個性發展放在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之中。

　　哈佛商學院以研究創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在2010年為哈佛MBA畢業生作演講。兩年后，基于該演講的書《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成為暢銷書。克里斯坦森運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分析方法探討這樣的問題：如何確定你在事業中獲得幸福？如何確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關系中獲得幸福？如何確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從而遠離犯罪？他講的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礎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很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