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改革彰顯社會公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綱領性文獻，養老保險體制改革也要以此為遵循。回顧改革開放35年走過的歷程，各界對改革階段的劃分不盡一致。筆者以為，階段劃分宜粗不宜細。因為每個階段不是孤立的，前一個階段與后一個階段之間有著必然聯系，是后一個階段得以繼續的前提和條件。如此，可粗略地將35年的改革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2年）是改革起步和試驗推進階段；第二階段（1992—2013年）是改革鋪開和向頂層設計過渡階段；第三階段（2013年以來）是全面深化改革階段。不同階段改革的重心有所不同。從一個特定的視角觀察，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改革的重心在解決效率問題上。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學習前蘇聯建立起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對于初期的國民經濟恢復和基礎工業體系的建立，曾經起到過巨大作用。然而實行一二十年后，這套體制無法克服的弊病日益暴露出來，陷入“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死胡同。在城市國有企業、農村人民公社一統天下的形勢下，“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出工不出力”成為常態，“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也習以為常。勞動生產率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效率低下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致命傷。因此，改革的方向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人、財、物各種要素的潛能，通過改革激活各種要素的活力，釋放新的生產力。由最初的發展商品經濟、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到最后落腳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實踐證明，以效率為重心的改革取得成功。經濟發展創造GDP年均增長9．8％的驕人業績，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正在向第一大經濟體靠近；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人民生活獲得顯著改善和提高；社會事業發展迅速，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形成等。

　　然而，任何事物總有其兩面性，“有所得必有所失”是普遍適用的規律，改革也不例外。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概括為經濟結構不合理、分配關系尚未理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等。納入前面筆者所說的特定視角觀察，可以說，前30年通過以效率為重心的改革調動起各種要素的積極性，達到了讓經濟發展起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目的。30年以后，起碼在當前的改革階段，要在鞏固前一階段經濟體制改革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將改革重心轉到公平問題上，促進經濟繼續發展，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形象的說法是：改革前30年著力把蛋糕做大，后30年則主要放在提升蛋糕質量，尤其是切好并分好蛋糕上。

　　顯然，這個大背景對于中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太及時、太重要。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從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社會經濟發展實際出發，養老保險體制改革的要義可以概括為：一要著眼于頂層設計。改革再啟程，是繼初期試驗階段、中期由 “摸著石頭過河”向頂層設計過渡階段之后，走向深水區、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改革要有頂層設計的理念、框架和決策。二要堅守公平原則。在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提高養老保險水平的過程中，養老保險改革應突出社會公平，發揮改革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功能和作用。三要有堅定的信心。養老保險深水區的改革，難度大、任務重、情況復雜。改革方案經過試驗、取得成功并敲定之后，就要下定決心和保持足夠的耐心，堅定不移地推行下去。

　　積極推進城鄉養老保險體制改革

　　歷史延續下來的養老保險體制，城市與農村、城市內部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截然不同，是“雙二元結構”體制。改革就是要打破這種“雙二元體制”，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體制。

　　其一，城市養老保險體制改革。目前，城市養老保險“二元體制”，在養老金來源上，企業和職工要按時繳費，計入養老金個人賬戶；機關、事業單位和個人均不需要繳費，也沒有個人賬戶。在養老金發放上，企業職工退休后按比例領取，養老金替代率一般在50％—70％不等；機關和事業單位，按參加工作時間確定養老金領取比例，養老金替代率一般在75％—100％不等。本來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的工資率就存在著較大差距，養老金替代率又相差很大，造成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退休金差距過大，有失社會公平，必須改革。《決定》指出，“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保參保人權益，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堅持精算平衡原則。”按照這樣的要求破除城市養老保險“二元體制”，企業是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問題，而機關和事業單位，則要另起爐灶，建立起符合要求的養老保險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