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　黃衛平 劉王裔

　　【內容提要】官員的腐敗行為通常會外在地表現在個人及其家庭成員財富數量的變化。而通過公開其財產狀況、收入來源以及匹配程度，接受社會公眾監督，能夠有效地震懾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進而達到監督官員和預防腐敗的目的。本文通過對2009年至2012年期間全國20個地方政府官員財產公開的改革試點樣本分析，力圖解析當前我國官員財產公開實踐的基本態勢與主要困境，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長期以來，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是古今中外權力監督的普遍難題。圍繞遏制腐敗，人們也進行了多種嘗試和探索。由于官員腐敗常常伴隨個人及家庭成員財富存量的迅速變化，而通過公開其財產狀況、收入來源以及匹配程度，接受社會公眾監督，一定程度能夠威懾或遏制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進而達到監督官員和預防腐敗的目的，因而官員財產公開被視為反腐敗的“重要利器”。本文通過2009年至2012年期間我國20個地方官員財產公開的改革試點樣本，分析當前領導干部官員財產公開試點實踐的基本態勢與主要約束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有限公開：我國官員財產申報的制度解析

　　長期以來，黨和政府不斷與腐敗作斗爭，甚至將腐敗看成亡黨亡國、生死攸關的政治頑疾，并且不斷完善制度建設，如編制懲防體系的五年規劃，不斷強化反腐倡廉教育等，來阻遏腐敗的滋生和蔓延。但是，我國對于通過財產公開來加強腐敗監督的進展卻十分緩慢。通過梳理我國財產公開制度可以發現，當前我國財產公開為“有限公開”，體現為黨政部門內部的“財產申報”制度，即只是向上級領導或者組織部門報告，而不向社會公眾公開。

　　1995年，中央頒布的《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規定》首次對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進行了明確規定。該文件要求，縣處級及縣處級以上的干部必須申報工資，各類獎金、津貼、補貼及福利費等，從事咨詢、講學、寫作、審稿、書畫等勞務所得，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企業單位的負責人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等各項收入。隨后，1997年出臺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將財產申報的對象擴大到官員的家庭成員。該規定明確要求擔任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的副縣(處)級以上干部，要向單位的黨委報告領導干部及其子女、配偶的住房、本人出國、家庭成員出國定居、涉嫌犯罪、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經商等情況。該文件還提到，如組織認為應予公開或本人要求予以公開的，可采取適當方式在“一定范圍”內公開，但關于“一定范圍”究竟是在領導層公開，還是在黨內公開與社會公開，并沒有明確操作程序。2001年中央頒布了《關于省部級現職干部報告家庭財產規定》，則對于高級領導干部申報“財產”的范圍進一步擴展，規定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要申報“各項家庭財產情況”以及配偶和子女從業狀況，“各項家庭財產情況”包括存款、有價證券、債權債務、房產、貴重物品等。2006年中央出臺《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正式以“家庭財產申報”替代“個人收入”申報，把財產范圍擴展至動產和不動產、債權債務等，申報對象范圍也擴展至領導干部的近親屬。2010年頒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規定官員除了申報本人的工資、獎金、津貼、補貼等收入外，還須申報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產、投資等財產情況。此規定是對以往財產報告制度的完善，財產申報內容更廣泛，既包括收入也包括財產、既包含個人財產情況也包含家庭財產情況，還明確了查閱和審核申報材料的條件、主體和審批程序。[1]至此，我國官員財產申報的制度體系已初步構建。

　　2013年9月，為進一步規范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材料匯總綜合工作，中央組織部印發了《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材料匯總綜合辦法》，對匯總綜合的主體、內容、時限、成果運用和工作紀律等作出規范，進一步完善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的配套制度，將促進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材料匯總綜合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