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開范圍上，試點規模較小，財產范圍有限

　　試點公開規模小，60％以上的試點公開人數在100人以下。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個試點中可查到具體公開人數的試點有19個(泗陽縣數據沒查到)，總共公開了4466名，平均每個試點公開官員235人。此外，在19個試點中公開人數100人以下的試點就有12個，占60％以上。公開人數排在前五名的依次為阿勒泰地區(1109人)、浙江象山縣(738人)、浙江慈溪市(700余人)、江蘇賈汪區(600人)和湖北掇刀區(479人)，它們的共同特征之一是，都要求了現任領導干部公開財產。

　　絕大部分試點地區將公開對象限定在黨政部門官員。在黨管干部體制下，國有企事業的干部顯然不在此列。但從實踐來看，只有少數地方將公開對象從黨政官員向其他部門干部延伸，如慈溪市把國有企業負責人納入公示對象，湘鄉市把市委常委、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政委和局長等現任縣處級干部納入公示對象，廬江縣把公示對象擴展至黨政機構、人民團體和所有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淮安市把事業單位領導人納入公開對象。

　　從公開范圍來看，當前試點地方公開內容主要還是集中在領導干部個人，不包括配偶、子女的財產狀況；并且多數試點地區僅限于某一對象，或是某一內容。如阿勒泰地區只公開官員個人的各類收入，而不涉及本人及家人的財產狀況，因此屬于個人收入公開，而非家庭財產公開；湘鄉市只公開69名處級干部的住房信息，而不涉及他們的其他財產信息；只有黎川縣把公示者的父母的收入和財產情況納入進公示范圍。由于公示對象有限、范圍狹窄，不能真實體現官員的家庭財產狀況，可能導致官員將一些非法所得轉移給自己的父母、子女或其他親屬，或者轉換財產保存方式，從而規避了上述規定。因此，總體上難以取信于民。

　　(三)公開方式上，以內部公開為主，公眾監督有限

　　在公開方式上，盡管試點單位采取了各種公開方式，如網絡、廣播電視、報紙、單位公示欄、會議公示、手機短信等，與既有的“財產申報”相比有了很大進步，但主渠道仍然限于單位內部。并且，盡管公開方式多樣，但70％的試點采取單一的公開方式，只有6個試點(瀏陽市、廬江縣、青銅峽市、淮安市、磐安縣和掇刀區)綜合使用網絡、廣播電視、報紙、單位公示欄、會議公示、手機短信中的兩種或兩種以上方式來公開官員財產。

　　在20個試點地區，有16個試點采用單位公示欄進行公示，高居榜首；有8個試點采取在政府網站上公示；有2個試點采用廣播電視進行公示；采用手機短信、會議公示、報紙的試點各1個。

　　從方便公眾監督的角度來看，通過網絡或者廣播電視、報紙來公示官員財產，要比單位公示欄公示更為有效，但網絡手段卻正被很多試點所摒棄。2009年有4個試點(阿勒泰地區、瀏陽市、湘鄉市和掇刀區)以網絡作為公開方式，其后三年采用網絡來公示的試點總共才4個，即青銅峽市(2010年)、廬江縣(2011年)、賈汪區(2011年)、磐安縣(2012年)，試點公示正從社會公開轉為內部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