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國官員財產公開的約束因素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建立的關鍵在于中央的決心，而腐敗存量、官員阻力、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態，是影響中央對其持謹慎態度的四大因素。

　　(一)腐敗存量因素

　　腐敗存量是阻礙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建立的根源。腐敗存量是指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已有腐敗行為但尚未被查處的官員數量，可用公式“腐敗存量=腐敗官員產生數量-腐敗官員處理數量”來表示。它是衡量一個國家腐敗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標，腐敗存量越大則表明腐敗治理能力越低。近年來無論從各級官員被查處的數量，還是從民眾“舉報一個就倒下一個貪腐官員”的事實，抑或是民眾的日常感受來看，我國的腐敗存量都已不小。財產公開與腐敗存量之間是一個雙向作用關系。一方面，官員財產公開作為諸多反腐制度中的一種，可能一定程度反映現有腐敗存量；另一方面，腐敗存量對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建立和效果發揮有著深刻影響。腐敗存量的大小、腐敗面的寬窄、腐敗程度的高低，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決策層對反腐形勢的評估、反腐制度和政策組合的選擇，以及制度實施時序的判斷。我國較大腐敗存量的存在，增加了推行反腐敗舉措的阻力、削弱了意識形態的公信力、惡化社會輿論生態、降低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預期效果。

　　從決策角度來看，較大的腐敗存量導致貪腐官員完成了對反腐政策的“捆綁”，反腐政策被腐敗所挾持。因為如果強制所有官員公開家庭財產，在使貪腐官員就法的同時，必然也使體制付出合法性受損的代價。這使得權力核心層陷入一個困境：如果反腐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但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會亡黨。[3]

　　(二)官員群體阻力

　　官員群體反對是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直接阻力。官員財產公開的改革實施則意味著官員權力和利益空間的壓縮，本質上與官員自身權力擴張和自身利益維護相悖。雖然總體上可以有官員維護自身利益而推導其反對財產公開制度的建立，但實際上每個官員的反對原因是存在明顯差異的。對已有貪腐行為的官員而言，實行官員財產公開則意味著他們的不法所得可能公開化，將面臨著罷官失財、鋃鐺入獄的命運。[4]對于獲得過高額灰色收入的官員來說，灰色收入一旦曝光，小則高額所得稅要繳、大則要面臨黨紀追究。而沒有過貪腐行為的官員，或以隱私為借口，或以對社會中的仇官、仇富心態心存憂慮為理由，內心抵觸此項制度的實行。無論官員基于何種考慮，它們的擔憂和恐懼都會集中轉化為對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或是隱性或是公開的抵制上來。一項對阿勒泰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州市官員對財產公開改革試點態度的隨機調查顯示：反對者七成，無所謂者兩成，堅決支持者一成。[5]這些普遍的抵制和反對的影響無疑是深遠且負面的。在我國，官員角色是雙重的，既是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改革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又是此項制度的實施對象，是最典型的“自我革命”。在官員普遍抵觸下，哪怕是中央強力推行，如果官員選擇性執行的話，最后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甚至還可能會產生政治動蕩和大規模財產轉移等“副產品”。

　　(三)意識形態因素

　　意識形態是阻礙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建立的深層因素。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意識形態宣傳中，黨和政府被視為“沒有自身利益而代表全體人民利益”，黨的干部被稱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但實際上，各級黨和政府又是由具體的人所構成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獲得財富渠道的增多，官員及其家庭成員通過合法的、非法的，或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而積累了數額不小的財產，已經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意識形態宣傳與官員擁有較多財產的現實形成一種巨大反差。在貧富差距大、仇官情節嚴重、民眾對政府和官員信任度較低的情況下，如果一旦將官員財產如實地向全社會公開，一時難以接受的民眾將很有可能在敵對勢力煽動下，引發社會動蕩。

　　意識形態宣傳和官員擁有財產狀況在現實中是兩個獨立存在、各自運轉、但又是逆向而行的體系，形成一種潛在損害體制、降低體制合法性的“逆向摩擦”?！叭嗣窆汀必敻环e累的事實與高調意識形態宣傳之間存在的巨大落差以及相互之間形成的“逆向摩擦”，成為中央實施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羈絆。這些矛盾讓決策層在對待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時左右為難，因為至今尚未找到處理意識形態與官員財產現狀關系的恰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