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會生態因素

　　認識偏差、態度偏激和對政府信任度偏低，是阻礙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建立的社會生態因素。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建立及其作用的有效發揮，需要一定的社會生態為土壤。然而，當前存在的民眾認識偏差、態度偏激和對政府信任度偏低等不利因素，惡化了推行官員財產公開改革試點的社會生態。首先，認識偏差主要體現在民眾對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效果認識上。不少民眾對官員財產公開抱著過高期望，認為其是清除腐敗的“靈丹妙藥”，甚至認為只要推行此制度，腐敗現象就會自然而然地被清除，而沒有認識到此項制度的有限性。其次，態度偏激體現在對反腐目標和方式選擇的態度上。出于對腐敗的強烈不滿，不少民眾對貪官的處理、反腐目標和方式上存在偏激的態度。在對貪官的態度上，要求要“嚴打”而不能留情、要“清算”而不能有任何妥協；在反腐目標上要求“徹底清除”腐敗現象；在反腐方式上，甚至存在只要有利于反腐，任何手段都能使用的極端態度。這種缺乏理性的態度引起各級官員的恐懼。再次，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偏低，體現在對公開內容的不信任上，將削弱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有效性。有調查數據顯示，只有兩成的民眾表示信任黨和政府的工作。[6]民眾認識偏差提高了民眾的期望值，而態度偏激和信任度偏低削弱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預期效果。因此，決策層不敢貿然推行此項制度，因為一旦推開而結果沒達到民眾的期待，必然導致民眾的普遍失落感，甚至還會加劇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五)基本判斷

　　在當前信息化條件下，推行官員財產公開的制度在技術上并不難，但要其能充分發揮正面效應，有利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卻有著相當政治風險。如要大規模推行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必須要大量減少腐敗存量、更新意識形態、提高政府公信力、縮小貧富差距等，而這些在短時間內都不可能完成。在“成本-收益”衡量中，決策層難免會形成“成本高于收益”、“風險多于好處”的判斷。并且，近年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社會輿論環境的惡化等傾向，又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判斷。在我國反腐戰略中，反腐不能危及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建設，是一條不容僭越的“紅線”。出于政治社會穩定的考慮，相當長時期以來，決策層對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改革方向實際上持著“抽象予以肯定，但并不具體操作”的態度，外在地表現為“既不給予實質性支持，又不表示明確否定”的行為上。這可解釋為什么二十多年來其一直沒進入立法程序，為什么地方性探索沒有得到中央的實質性支持和推廣。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深刻地認識到“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這給了重新推動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的改革探索以新的巨大動力，《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并且明確提出了要“完善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以此同時，提出建立全社會房產、信用等基礎數據統一平臺，在某種程度上為全面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創造了條件。全會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實際上也為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提供了組織領導基礎。這些充分體現了新一屆黨中央充分認識到建立健全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地方探索的同時，更需要從全國層面上對其進行頂層設計。在此背景下，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適時提出全國范圍內的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時間表與路線圖。當前的官員財產公開試點分布零散、立法缺位，缺乏必要的規劃和引導，并且推進速度緩慢、效果不佳。為順應民意、回應社會期待，中央應適時提出官員財產公開的明確時間表和具體路線圖，確定推行官員財產公開的關鍵步驟和關鍵時間節點。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時間表與路線圖是在中央層面上對全國范圍內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的一個整體規劃，至少應包含整體規劃布局、推行主體、責任落實、總體目標任務、階段性目標、關鍵步驟、關鍵時間節點等內容。通過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把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納入高層政治議程和將其推上制度化的軌道，為全國范圍內建立健全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提供規劃、引導和支持。同時在一定時間段內通過“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懲治腐敗的舉措，以及一系列誘使或迫使一批有巨額財產的官員退出官場(內部有條件赦免)，大大消解腐敗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