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深挖改革紅利

　　———訪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

　　【摘要】

　　●近年來政府確定的7 .5%的G D P增長目標，由于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增長速度，并不意味著將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實際上，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沒有尋求高于預期目標的增長速度，沒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緩解了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避免了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當前，抑制潛在增長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戶籍制度對勞動力供給潛力的制約、現行投融資體制對投資效率改進的制約，以及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瓶頸導致的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約等。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

　　●如果在2011- 2020年期間這十年中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夠使G D P的潛在增長率提高0 .88個百分點。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生產率的增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它所對應的提高G D P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更高達0 .99個百分點。這兩項改革加總起來，理論上可以帶來兩個百分點的G D P額外增長速度。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年均G D P增速9 .8%的優異成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近幾年，隨著我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G D P增速連續幾年降到兩位數以下，國內外出現了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質疑之聲，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原有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進而影響經濟增速放緩，他認為，未來不能指望需求方面的刺激政策解決這個問題，而應通過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一系列改革，帶來顯著的改革紅利。

　　中國經濟換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經濟參考報》：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以季度觀察的中國G D P同比增長率，已經連續13個季度低于改革開放35年的平均年增長率(9 .8%)。國內一些悲觀人士受此影響陷入經濟悲觀論，而在國際上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也此起彼伏。那么，您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這種突然由高到低的現象是中國所獨有還是具有普遍性？

　　蔡昉 ：大多數了解世界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無疑都認可高速增長之后要經歷增長減速過程，進入常規增長階段，這種現象自然也同樣適用于中國。美國經濟學家艾辰格林等人在分析多國歷史數據后發現，以一個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為拐點，年均增長率從之前的平均6 .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3 .3%。分別看不同的國家可以得出結論，減速本身是發展階段變化的自然結果，但是，在換擋期采取什么樣的應對之策，卻決定一個國家從高速增長進入較低速度但更可持續的增長，還是一路減速至長期經濟停滯。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經歷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目前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自然減速的過程，也就是常說的經濟增長換擋期。在過去36年時間里，在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于經濟增長制度條件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穩步降低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較低且不斷降低的人口撫養比有利于實現高儲蓄率，保證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積累，同時勞動力充分供給阻止了資本報酬遞減，保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份額，這個撫養比如果下降，意味著經濟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第二，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以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為載體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第三，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 ，意味著資源實現了重新 配置，推動了生產率的迅速提高 。 根據我們的測算，在1982—2010年期間的G D P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率為71%，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為7 .5%，人力資本貢獻率為4 .5%，人口撫養比貢獻率為7.4 %，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為9 .6%。

　　多年來，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作為長期低生育水平的結果，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減慢，并于2010年達到其峰值，此后開始絕對減少。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則由 下 降 轉 為 提 高 。 人 口 結 構 的 這 種 根 本 性變化，首先表現為普通勞動者的短缺和工資持續上漲，制造業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傳統比較優勢趨于喪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在中國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已經發生，投資的回報水平顯著降低。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減少，也將減緩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從而縮小了生產率提高的空間。因此，可以預期中國將經歷一個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