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這種因為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經濟增速放緩大概將持續多久？

　　蔡昉：一個經濟體的增長率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因素。從供給方面來看，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決定G D P的潛在增長率。而從需求方面來看，出口、消費和投資需求決定了該經濟體是否能夠在其潛在供給能力上實現增長。

　　由于人口因素的影響涉及勞動力供給、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 ，因此，2010年以后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根據我們的估算，G D P的潛在增長率，即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速度可以維持的正常增長速度，正在從1995-2010年這15年的平均10 .3%，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 .6%，到“十三五”時期還將下降。

　　不要指望通過刺激需求重回高增長

　　《經濟參考報》：當前，無論是學界還是政府部門都對于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存在著頗有爭議的不同觀點，進而提出了不同的應對之策。一種觀點認為，減速是供給方因素所致，另一種觀點認為是需求方因素所致。您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歸結于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就是供給方，有人好像并不認同，他們主張通過擴大需求重新使中國獲得高增長，您怎樣看這種觀點？

　　蔡昉：大多數悲觀論都把中國經濟減速歸結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廣為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以往的增長過分依賴外部需求，不僅應對全球經濟的不平衡負責，還導致自身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因此，持這類觀點的學者一般建議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國內需求對G D P的貢獻份額。與此邏輯相連的政策建議是，既然短期內不可能提高國內消費需求，那么，通過刺激性的宏 觀 經 濟 政 策 和 產 業 政策 ， 進 一 步 擴 大 投 資規模，則是拉動內需的有效手段。這類政策建議錯把經濟增長減速歸結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顧潛在增長能力下降的供給方面因素，一旦轉變為實際政策，不僅無助于提高增長速度，甚至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的進一步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

　　在人口紅利消失、制造業比較優勢減弱，從而供給因素制約投資需求的情況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過補貼等方式保護落后產能，并不會對競爭性的實體經濟產生推動作用。由于基礎設施需求是由實體經濟派生出來的，在實體經濟沒有更大投資需求的情況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產能過剩之外，只會把流動性引向房地產、股市、海外資產和其他理財產品，最終推動經濟泡沫。這種情形的一個最糟糕的后果，便是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泡沫經濟的破裂，以及此后的長期經濟停滯。

　　因此，針對經濟增長減速的政策應對，第一步便是使實際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宏觀經濟學中所謂的“奧肯定律”表明，實際增長速度低于潛在增長率的部分，對應著一定幅度的周期 性 失 業 ，2 0 1 2年 和2 0 1 3年 中 國 實 現 了7 .7%的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沒有出現明顯的周期性就業問題。例如，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 .1%的水平，而調查失業率大體保持在不高于5%的水平。根據測算，由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構成的自然失業率目前大約 為4 .1 %， 不高 于5 %的 調 查 失 業 率 則 意味著，周期性失業率最多不會超過一個百分點。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或者失業，是一種典型的結構性失業現象，而結構性失業不能靠總量刺激政策來解決。

　　可見，近年來政府確定的7 .5%的G D P增長目標，由于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增長速度，并不意味著將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實際上，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沒有尋求高于預期目標的增長速度，沒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緩解了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避免了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固然，宏觀經濟受到需求方面因素沖擊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應對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選擇恰當政策手段時，區分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和短期的沖擊因素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