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是挖掘改革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經濟參考報》：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意味著以往的增長源泉已經式微，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那么，中國經濟未來要繼續發展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蔡昉：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

　　一般來說，發達經濟體處在技術創新的前沿，經濟運行的體制和機制也比較成熟，實現每一個百分點的G D P增長，都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以，它們不可能有很快的經濟增長速度 。 最終，中國經濟也會到達這個階段 。但是，在那之前，通過消除制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礙，在一定時期里仍然可以取得較快的增長速度。換句話說，雖然不應尋求超越潛在增長率的實際增長速度，但是潛在增長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長速度，就是獲得改革紅利的過程。

　　當前的改革，無論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所推進的改革，還是“頂層設計”下的改革都是從群眾最期盼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入手，著眼于清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即要求改革促進增長。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任務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為了推動改革必然要犧牲增長速度。誠然，在當前全面改革正在積極推進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的下行趨勢，與過往10%的增長率相比顯然是降低了。不過，中國長期可持續增長，可以通過改革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經濟增長，反而應該成為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新源泉。

　　當前，抑制潛在增長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戶籍制度對勞動力供給潛力的制約、現行投融資體制對投資效率改進的制約，以及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瓶頸導致的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約等。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旨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從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約束條件看，能夠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領域，恰好就是這樣一些具有優先地位、需要重點突破的改革領域。例如，相關的一項改革即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便是通過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 建 立 實 現 基 本 公 共 服 務 均 等 化 的 體 制 和機制。由于目前農民工就業已經占到城市總就業的35%，這項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進而增加整體勞動力供給，并同時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達到延長人口紅利的效果。又如，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制訂負面清單和下放審批權等改革，鼓勵更多非公有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通過建立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同樣能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目標。此外，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完善職工培訓制度，保持人力資本持續提高，為未來日益加速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準備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將增進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力。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無疑都能夠創造實實在在的制度紅利，顯著提高中國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潛在增長率。

　　農民工市民化改革效果立竿見影

　　《經濟參考報》：您剛才提到可以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高潛在生產率，那么，農民工市民化這項改革都可以帶來哪些好處？

　　蔡昉：我們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首先是以人為本的要求，由此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包容性，不僅有助于顯著縮小當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自2004年出現民工荒并且農民工工資持續上漲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已經出現縮小的趨勢，全國的基尼系數也開始降低。但是，如果不能根本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農村居民或者農民工的子女就仍然要保持農民工的身份，也不能獲得同等質量的教育，未來可能成為新的脆弱群體和邊緣人群。

　　從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務的方式，代替工資的持續快速上漲，保持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過去十年中，農民工工資的實際提高速度高達12%，并呈繼續攀升的趨勢。而G D P的增長率已經不再能夠保持二位數。這意味著工資上漲速度 已 經 超 過 了 勞 動 生 產 率 的 提 高 速 度 。 這 樣的話，企業則不能獲得足夠的時間去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應對，中國經濟的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會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產生過大的損失，反而會在不久的將來容易使勞動者陷入困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