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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借助農民工市民化這一改革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生產率，從而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是最大的改革收益或改革紅利。

　　我們設想一下，增加勞動力供給可能有什么方式呢？顯然，延緩退休目前還不是可行的辦法。因為平均來說，臨近退休的職工受教育程度和身體狀況都不處在最佳狀態，例如，與20歲左右的勞動年齡人口相比，年近60歲的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10年下降為6年，使得他們學習新技能的過程十分困難，無法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在勞動力市場上陷入困境。增加勞動力供給，最大的部分是靠拉動農村勞動力轉移。

　　有學者研究表明，農民工在進城以后的大約20年之內，他們的工資即勞動力市場回報可以持續得到提高 ， 意味著他們非常具有生產性 。然而，農民工在城里待的時間平均只有9年，意味著他們作為具有生產性的勞動力供給，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即人力資源的浪費。我們也知道，從理論上說，農民工一般每年春節都要做一次決策：春節之后還要不要回到城里。對于年輕人來說 ， 答案是肯定的 ， 但是一般 過了40歲，考慮到上有老下有小，往往就決定不再進城打工了，意味著退出勞動力市場。顯然，如果我們打破這個僵局，通過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繼續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 ，第一是增加勞動力供給，就是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穩定干到退休年齡；第二是給他們更好的激勵，如更充分和更均等的公共服務，使其能夠繼續從剩余狀態中轉移出來，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到生產率高的部門，提高中國經濟的生產率水平。

　　《經濟參考報》：如果采取您的上述建議，將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哪些積極的作用？

　　蔡昉：我與合作者曾經進行過一項模擬，分別是關于勞動參與率提高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以及生產率提高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首先，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這十年中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夠使G D P的潛在增長率提高0 .88個百分點，是可以立竿見影看到效果的。其次，我們還可以假設，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生產率的增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它所對應的提高G D P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更高達0 .99個百分點，幾乎是1比1的對應程度。因此這兩項改革效果加總起來，理論上可以帶來兩個百分點的G D P額外增長速度。

　　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 .8的水平 ， 則可以在2030年之后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15%。

　　我們知道，當人口紅利消失以后，在沒有獲得改革紅利之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逐年下降，十年乃至數十年之后，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到遠低于改革開放35年的平均水平之下，而更加接近于目前發達國家的穩態水平。因此，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即使增加1-2個百分點，也將大大幫助中國盡快實現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轉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不僅如此，農民工市民化也是根本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的惟一出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的情況下，農業機械化和生產方式轉變將越來越成為農業發展的引擎。換句話說，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是通過擴大經營規模、加快技術進步，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目前的農村人口與耕地之間配置狀況是，近一個億的本鄉鎮就業農民工，同時是兼業農民，他們的承包地是不會轉包出去的；1 .7億外出的農村家庭成員，因其家里還有留 守 的 成 員 ， 承 包 地 也 是 不 愿 意 轉 包 的 ； 即使3000多萬舉家遷移的農民工，因為不能獲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為了保險起見也不愿意徹底放棄承包地，造成土地不能集中，農業機械化進程受阻，務農勞動力日益老齡化。

　　當我們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設計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來分擔改革的成本，使得改革得以真正地推進，進入改革帶來收益，收益進一步推進改革的良性循環。另一項改革正在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對于改革成本的分擔，也同樣適用于這項改革的理念。例如，義務教育在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增加的地方政府成本，就應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重新分配，具體而言，中央政府應該承擔這項增量支出責任。這樣，不僅可以加快推進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同時解決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分布不均衡的老大難問題。（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