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當初省級三好學生有保送資格，于是一些省份的省級三好學生泛濫。大學錄取中不得不規定省級三好學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級三好學生中前3%的。

　　再比如對少數民族的保護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換算為加分，于是出現了一些少數民族身份作假事件。在重慶，2011年高考文科狀元被證實少數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錄取資格。2010年的四川，多達幾十項加分項目，但竟然有93%的考生是因為少數民族身份而獲得加分。也是這一年，浙江的考生，竟然有70%多的考生加分是因為三模三電。

　　同樣，二級運動員可以獲得加分，各級體育部門在二級運動員的審核上出現很多舞弊，冒出了很多“偽”二級運動員。今年河南、遼寧高考錄取暴露出二級運動員作假的丑聞，就是明證。2013年清華大學公開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級運動員加分我們不予考慮，請填報志愿時謹慎考慮。當媒體批判清華大學歧視四川考生時，清華大學招辦負責人于涵理直氣壯地公開回應：我們還沒有遇到一個四川二級運動員在我們這里檢測過關的。清華大學的回應讓媒體與社會輿論尷尬地收場。

　　至今，我看到的各種網上的調查，對于保送生與加分政策，持否定意見的比例都高達80%以上，為什么？這些年高考錄取改革中，減少保送生，減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絕大多數共識的措施與方向，又為什么？

　　我們不僅僅是誠信體系不健全的問題，而是作假成本太低。這是中國的現實情況。一些國家的社會治理制度，是建立在個人信用基礎、自律基礎之上的。在這些國家，最有效力的是個人簽名，不是公章。但我們的現實是什么？

　　當孩子的高考成為家長的頭等大事時，各種手段、舞弊便瘋狂地滲透進來，單靠教育部門是不可能完成這個阻擊工作的。

　　國外大學錄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國缺乏誠信文化的挑戰

　　我至今仍然記得去年湖北高考一個考點，數百名考生與家長在考試結束后圍攻監考老師，原因只是監考老師太嚴了，沒收了很多舞弊的工具。最后監考老師在當地警察的保護下才得以脫身。自己舞弊還如此囂張，這已經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沒有了基本的是非，只有私利、私欲。

　　去年韓國曾在托福考試中抓獲5名中國的舞弊考生，其中有一名博士生。去韓國考的原因很簡單，韓國托福考場監考沒有國內嚴。

　　事實上，美國人的大學錄取制度也遇到了一些中國留學生申請的挑戰，假材料、假成績單，讓英美大學頭疼不已，甚至業界流傳一本如何識別中國學生作假的“紅寶書”。今年年初，新西蘭宣布查實299名中國學生在申請學校時作假，另有1000多人被調查。

　　試想，如果我們真的大規模推廣美國模式，強調多元，強調看推薦信，看其他佐證其能力的材料，結果會是什么？很可能會重蹈加分與保送生的覆轍。很多人的成績單都非常漂亮，每一個的材料都是光鮮的，獲獎證書無數，推薦信充滿溢美之詞，讓學校無從辨別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能力的，大多會是非工薪階層，有錢權交易的資本。作為高考基石的公平，就有可能被徹底摧毀。

　　目前的高考有其不足，比如衡量標準的科學性。但高考的改革，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際國情、文化，否則，這些措施帶來的后果將是災難性的，也更具破壞性。

　　更重要的是，許多理論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響力，危害就更為巨大。因此，那些有社會影響力的專家與大V，更需要謹言，不能只是為博名而去罵、去批判。你是專家，更需要對社會負責，否則，與蠱惑造謠的本質區別并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