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樊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穩妥實施“大部門制”。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在進行大部門制的探索改革，許多省市正在沿著這個方向進行機構整合。從黨的十七大將“大部門制”列入改革議程表，到今天的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已經成為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

　　從當前實踐看，“大部門制”改革在優化政府結構、加強政策統籌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也起到了合理控制行政成本的作用，但不少地方改革有陷入將“大部門化”演變為簡單的“小政府化”歧途的現象。這一趨勢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過分強調通過機構精簡與合并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有的地方黨政機構精簡幅度超過60%，直接影響了正常的公共服務職能；第二，借“大部門制”簡化行政審批，目的雖好，但在放松事前審批的同時，卻沒有能力做好事中與事后監管，實際弱化了經濟社會監管能力；第三，過度壓縮編制，為精簡而精簡，給定總編制數降低，但由于實際工作仍需保留必要編制，人為造成“超編”。

　　改革的目的在于釋放制度紅利，但關鍵要正確理解，合理把握，否則會過猶不及。將“大部門制”簡化為“小政府化”改革，既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也脫離了群眾對“服務型政府”的期待，背離了改革初衷。事實上，“大部門制”在其源頭西方發達國家有著特殊的歷史和條件，其產生與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緊密相連，通過對美國行政體制發展歷程的分析發現，西方國家的大部門改革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前提條件。就這項改革對國家的整體影響來看，其實效絕不等同于“小政府”。“大部門制”改革是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對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緊貼國情。

　　一、理解西方行政體制要注意到“行政司法化”歷史趨勢

　　“大職能、寬領域、少機構”的大部門體制來自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首先與這些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分不開。西方發達國家實行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的思想反對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掌握在同一個或一批人手里，主張要通過分權的方式對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加以必要的限制，這帶來兩個結果：第一，行政、立法與司法各種權力都是有限的；第二，由于不信任政府權力，通過司法和立法機構制約政府被作為制度建設的重點。

　　由于“三權分立”的體制，在過去幾十年中，英美等西方國家經歷了持續的“行政司法化”趨勢。以美國為例，以總統各位代表的內閣行政機構并不是沒有壟斷行政執行權，相反，法院和司法部門在不斷篡奪行政部門的很多正常職能，表現為在政府部門之外，設置有大量直接對立法機關負責并受司法機構監督的獨立機構。雖然這些機構并不隸屬于行政部門，但自成體系，可以合法行使行政執法權，是“準行政機構”，它們有的直接對議會負責，有的受到最高法院監督，有的獨立管制機構甚至是一個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為一體的混合型機構?！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