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行政體制改革不能脫離政治體制，需重視“權責統一”與“分工協作”的歷史傳統

　　反觀中國，與西方三權分立體制下“分權制衡”的傳統不同，我國具有悠久的一元化行政治理的傳統。中國歷史上的行政體系在其結構、效能和適應性方面都獨具特色，是人類歷史上最先成熟的政府體制之一。

　　中國政府體制的傳統在于“一體多元”“分工協作”和“權責統一”。多元一體的“一體”，指的是我們的行政系統高度整合，雖然內部有部門職能分割，但是并不存在西方三權分立國家面臨所出現的行政司法化問題，更不存在因制性分權制衡而導致的相互否決的局面，而是強調通由內閣行政包攬一切行政事務。“一體”還指行政體系運作重視民主集中、上下有序、營造共識。“多元”則指正在一個領導核心下，體制內部重視多部門的“分工協作”，行政體系內部重視清晰的部門分工。例如古代有六部制，其他監察官員對官員權力行使進行監督，但是并沒有分割行政權。“權責統一”則是指行政權高度統一，但責任也高度統一，權責統一為行政問責和責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又例如在今天的中央行政體制中，雖然行政機構設置很多，但是所有政策基本都可以統合到國務院這個層面，國務院既是中國行政體系的權力主體，又是責任主體。

　　五、破除迷信，尊重國情，穩妥推進改革

　　中國政治體制的特征有其深刻的歷史傳統和現實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模式。在西方實行的“大部門制”有其優點，我們應積極吸收現代“大部門制”重視統一政策范疇加大機構整合、強化綜合協調的精髓，但是也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不具備西方國家行政司法化的條件—其“大部門制”改革事實上并沒有降低國家行政系統的綜合規模和能力，因此不能完全將“大部門”改革理解為“小政府”改革，而應去粗取精，結合我國政治體制的特點和政府治理的傳統，尋找適合中國自身的行政改革發展之路。

　　首先，應尊重中國行政體制的特點，將適度合理的政府規模作為“大部門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礎。探索任何一種合理有效的行政體制，都必須以效能和責任為旨歸，形式方面的改革必須服從內容的要求。在實踐中，大部門制改革重在結構調整，習慣于做“減法”，但是大部門制還包含完善職能的內在要求，在有需要的地方還需要做“加法”，通過適當調整編制結構甚至適度增加編制，彌補職能缺失。

　　其次，“大部門制”改革應去粗取精，重視運行機制建設。“大部門制”的精髓不在其結構與形式，而是其有效的運行機制，結構問題容易理解，也易于解決，而運行機制的問題則缺乏相對統一的理解，也比較難以解決。“大部門制”運行機制的重點，在于加強政策溝通、協商和統籌，以增強政府決策效能和回應能力。在實踐中，由于改革不到位，即使實現了“大部門制”，原有分散的部門利益和職能沖突，最后還會由于協調不力而積聚為集中的部門利益，或將職能沖突內部化，并沒有從更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實踐中衡量“大部門制”改革成效的關鍵不應僅僅局限于形式，不能將合并了多少機構、壓縮了多少編制作為標準，而是要從決策角度進行評估，要看改革之后決策是否更科學、執行是否更有力，監督是否更有效。

　　最后，實現“大部門制”的穩定運行機制，還取決于一系列“軟支撐”。有效的“大部門制”，只有做到了財政預算和人事權的合理安排，才可能實現運行機制的穩定。不同的組織架構背后運行機制的維系，包括協調機制的建設，主要是通過對預算和人事權力的安排實現的。在實踐中，有些地區的改革經歷了反反復復的過程，有時新建立的“大部門制”解決了一些緊迫的問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改革的后遺癥往往很快就會暴露出來，這就是由于簡單合并，而忽略了對有效運行機制“支撐系統”的探索和建設。因此，改革實踐中，只有將結構調整、職能配備、運行機制建設以及相應的財政預算與人事制度安排等各方面齊頭并進，才可能找準“大部門制”的方向，進而積極穩步推進這項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