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鄉紳治村的治理行為

　　傳統紳士視家鄉的利益增進和福利保護為己任。[1]鄉紳的治理任務除了完成國家的稅賦、兵役外，還要提供村莊治安、調解、道路、橋梁、學堂等公共品供給，在災荒時節鄉紳還承擔著救災、減租、義捐等任務。

　　由此可見，在村民的道德期待中，村干部應當是一個“保護型經紀人”。杜贊奇對華北農村的研究發現，由于國民黨在農村稅賦、兵役方面的過度汲取導致村落社會保護型經紀人退出，贏利型經紀上臺的現象。[17]保護型經紀人之所以退出是因為他們難以擔負農民的道德期待，繼續任村干部會有損個人權威和榮譽。這表明在正常時期，傳統鄉村干部嚴格遵循村落倫理規則執行村務、保護村民并贏得好評是常態現象。解放前農村占據大量土地的通常是家族祠堂、公田、學田、學堂等村落公共機構，公田由族人輪流耕種供給祠堂祭祖等家族公共活動，學田收入用來支付學堂先生的工資以保證村落兒童的基本受教育權。黃宗智對東北海域縣鄉村學校和教育管理的歷史考察發現，這種由國家發起、結合了社區鄉紳精英的教育模式對中國鄉村教育起到了巨大的影響。[15]正是這些由村落鄉紳和家族力量保持的公共品供給非正式制度保證了農民的基本生活、教育、文化等福利。此外，鄉紳在節慶等特殊時期還會舉行義捐舉辦村落公共活動或者資助貧民家庭渡過難關。

　　斯科特對東南亞小農道義經濟學的研究對于中國傳統基層政治同樣適用。佃農和雇工與地主存在保護—被保護的關系，地主在他們困難時提供的幫助往往要比他們多支付5%或10%的租金更有價值，因而，農民對于地主的道義期待是保護他們免受“一陣細浪帶來的滅頂之災”，作為回報他們會死心塌地地為地主工作。[7]222，230這種“道義經濟學”在中國傳統農村經濟生存中同樣普遍存在，鄉紳遵循道義規則治村保證了中國農村長期的穩定。

　　4.治理效果與存在的問題

　　傳統中國的鄉紳治村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國家集權的“簡約治理”，既保證了國家政策的順利實施，又能緩解人口增長帶來的治理壓力和危機，中國鄉村依靠內生性力量基本實現了自治②。除非在災荒、高賦稅等危及農民生命安全的情況下激起民變外，中國基層保持著高度的秩序穩定狀態。

　　瞿同祖先生認為：“中國傳統基層政治之所以沒有發生變革保持了穩定性和持續性，是因為除了老百姓外各方統治集團都從體制中獲得了利益”[10-12]319。但是，哪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不是制度的獲益者呢？變革的力量常常來自統治集團之外。筆者認為，中國基層政治保持高度穩定的秘密是鄉紳治村遵循了道義政治倫理，保證了農民的基本生命權利，斯科特對東南亞的農民叛亂的研究即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末期出現的農民起義大都是因為在國家上層政治變動席卷下基層政府破壞了道義政治而引發的，農民的起義或反叛訴求也都是為了維持生命、免除苛政之苦，起義口號往往是“替天行道”，目標是恢復道義政治。治理者違反道義政治就會遭到反抗，對道義政治違背得越嚴重，農民的反抗級別就會越高，小到農民利用“弱者的武器”沉默反抗，再到搶劫地主的糧倉分給窮人保命，最后到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農民的反抗對象最后都指向違背道義政治的最高級別政府，這可以稱為“道義政治定律”。

　　傳統鄉紳治村同樣也會存在問題。杜贊奇描述的贏利型經紀人[17]、斯科特所描述的不道義的地主[7]以及秦暉所描述的奴役農民的“三皇五帝”[18]，都是傳統鄉紳治理的惡治形態。有的士紳甚至奪人田地墳山、拷笞佃農、強暴民女、詐欺錢財等。[10-12]306所幸的是，以上劣紳在國家政治清明時期僅僅是個別現象，農民通過告狀、集體抵抗、道德譴責等行為往往能夠有效制止，絕大多數士紳以榮譽為取向、以家鄉福利為己任遵循道義治村從而保證了基層社會的長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