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富人治村的治理行為

　　富人治村大都實行“代理式”治村即聘任專職人員或委托副職干部代為管理村內事務。浙江農村實行村會計、文書、出納聘任制度，當選的村干部成為“政務官”負責村內事務決策，而具體事務和文案工作交由聘任的“事務官”和副職干部實施。因而，富人治村常常是有治理主體無治理行為。

　　如果將村務決策、副職或者專職人員辦事都算作治理行為的話，那么富人治村則是依靠強大的金錢邏輯支撐起來的。富人都是私營企業主，幾乎沒有時間、精力和耐心處理村民日常的瑣碎事務，因而運用公款聘任村落能人或者退休老干部協理村務顯然是富人的明智之舉。面對村民的養老糾紛、地界道路糾紛，迫于維護地方治安的村干部在一兩次調解無效后，往往自己出錢解決問題；在村莊公共品供給中，村干部利用關系爭取項目資源，同時往往會將項目給自己人承包；在村中征地拆遷工作中，村干部可以個人許諾個別釘子戶的額外要求以化解釘子戶，也可能會雇傭黑灰勢力協助做工作；在分配公共資源時，富人村干部為了回報競選團隊往往會向自己人傾斜，例如在日益稀缺的宅基地指標分配中，底層人越來越難以得到指標。

　　總之，在富人治村的行為中，越來越難以看到村干部的治理身影；在有限的治理行為中，村干部依靠金錢擺平一切問題。村干部認為自己的職位來自于金錢投資，與普通村民無關，因而可以將公共資源侵吞為私有或劃分給自己人，將為村民做好事視為個人的“慈善行為”，村莊公務(公共資源)成為少數幾個富人的私務(私人資源)，村莊治理也成為私人性治理。

　　4.治理效果與存在的問題

　　在文章開頭筆者已經概述了學界對當下富人治村效果的各種評價，下面從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方面對當下的富人治村進行評價。

　　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勵富人治村正是從經濟層面的“雙強雙帶”期待出發的。除非占得市場先機獲得“超級地租”在地利分配中獲得了份額，富人治村的“雙強雙帶”幾乎都是破產的。[23]雙強雙帶政策忽視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的富裕是由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發展戰略及中央政策決定的國情，不是基層組織主觀努力就可能改變的。[24]在市場份額有限、農業剩余價值有限、工商業創業成本巨大的情況下，農民怎么可能模仿富人發家致富呢？富人憑借金錢獲得村干部地位，當村干部只是他的投資行為之一，他沒有責任或能力帶領村民致富。從全國各地的實踐效果看，富人治村“雙強雙帶”成功者寥寥無幾。因而，政策層面所號召的富人帶領致富的經濟愿望落了空。

　　從社會層面看，富人治村與傳統鄉紳治村一樣會產生社會參與排斥，但機制和效果不同。鄉紳治村的排斥機制是德望、文化和經濟資本，而富人治村的排斥機制是單一的經濟資本。今天的富人除了金錢沒有什么值得村民羨慕的，也得不到村民的道義認可；而鄉紳治理卻承載了村民的道德理想期待并獲得了高度認可。當下富人治村中出現的日益增多的底層人上訪[25]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階層之間的沖突情緒。底層農民出于對村落公私事務的氣憤去上訪，然而，在上訪中底層人很快被富人利用為打擊競選對手的工具，在富人的指使和資助下，上訪者的上訪理由往往添加了現任村干部貪污、賬務不清等內容。詭異的是，只要上級政府調查，被告村干部的違規行為基本都存在。富人違法犯紀侵吞公共資源的行為進一步激發底層農民的反感和抗議，村民對富人治村沒有道德期待，但無法忍受富人違反基本道義準則的利益侵犯行為，因而在富人治村中常常可見底層人對富人的抱怨和排斥情緒，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逐漸累積。

　　傳統鄉紳與國家共享一套意識形態和治理目標，在文化權力中完成治理行為達到國家和社會的雙重治理效果，具有邏輯和實踐的自洽性。而今天的富人治村與共產黨所堅持的工農政權意識形態和國家法治權威的治理目標卻貌合神離，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勵私營企業主優先入黨，富人賄選主了政，但富人的治理目標卻是獲利而非鞏固國家權威，富人主政與廣大底層農民群眾相脫離，破壞了基層民主政治、損害了國家治理權威，嚴重侵害了黨的執政之基[6]。

　　當下富人治村的動機大多是功利主義的考量，他們的賄選投資要么從國家項目、村莊公共資源中得到回報，要么從工商稅收、銀行貸款、企業項目優先條件中獲得平衡。富人從參政競選之初到治理過程再到治理后果的整個過程就是金錢的投資收益過程，其中沒有富人的道德許諾/義務，也沒有村民的道德期待，在金錢重塑的新政治規則下，所有村民都希望從富人的政治權力游戲中獲得一份收益，缺乏民主訓練的多數村民對賄選持默許態度，結果受到損害的卻是中下層人，我們將這種政治形態稱為“金錢政治”。當然，不排除個別富人抱有回報桑梓的道德動機并有效地提供村莊公共品供給，帶領群眾致富，但廣大農村的治理和發展既不可寄希望于少量富人的慈善行為，也不可以為個別成功案例代表中國農村的未來，畢竟絕大多數情況下富人治村的邏輯是金錢投資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