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去道義的基層政治

　　中國基層政治從傳統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到現實的道義政治，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政治，以及在法律政治下出現的“變態”金錢政治和寡頭政治，都呈現出中國基層政治去道義化的變遷邏輯。從國家政治、縣鄉政府的代理人以及農民這三個治理參與主體的角度來看④，這一變遷有以下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接軌中將政權合法性論證的任務交由法律政治，法律政治強調合法性而排斥地方性倫理準則；第二，與傳統鄉紳相比，現在的富人村干部在參政動機、產生機制、治理行為以及治理效果等方面實行的金錢投資邏輯排斥道義政治；第三，作為政府治理和服務對象的農民，他們的生命權利在后稅費時代已經被國家政治滿足，喪失了現實道義期待的農民成為“無政治農民”，他們的微弱新訴求和微量行動無法支撐道義政治。當下的富人治村對道義政治的排斥在上文已有論述，不再贅述，下面主要討論法律政治和“無政治農民”對道義政治的排斥。

　　1.法律政治排斥道義規范

　　從中國古典儒家政治哲學來看，中國人對皇權來源及其行使的正當性，更多地思考了道義論問題，而西方的政治哲學則主要發展出了不同形式的正義論問題。[26]中國政權的正當性問題訴諸天道、人道等道義倫理，而西方政權的正義性問題則訴諸神學和法學，由此生發出兩種不同的政治文明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與世界接軌，在法律民主政治成為世界主流意識形態的背景下，中國必須做出政權合法性論證方式的調整以在世界政治中獲得認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譯介、傳授西方政治法律書籍和學說成為主流，中國政府也更加注重民主政治建設，在農村實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被學界稱為實現中國民主的重要舉措。法律作為人類理性的結晶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一個國家的法律強調法律的統一性從而排斥作為異質性因素的地方道德規范。在法律主義浪潮的沖擊下，村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由熟人社會的血緣、地緣人情性關系轉變為法律性關系；富人與窮人作為平等的主體，借貸、雇傭都是明確的契約關系；只要依法辦事就可以免于追究，法律為村干部和國家行政機關人員消極行政提供了名正言順的理由[27]。“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28]就是法律排斥地方道義規范的表現和結果。

　　曾經被政界和學界視為中國民主政治的演習和未來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上文所述，在中國農村卻很容易演變為金錢政治和寡頭政治。富人治村盡管賄選普遍卻依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獲得了主政的合法律性，他們的權力與其說來于選民不如說來于自己的金錢投資。在金錢邏輯下，富人毫無倫理壓力地做出以下違背地方道義準則的行為：背信棄義的舍棄團隊/成員、非法賄選、侵吞公共資源等。盡管富人賄選的金錢政治與臺灣黑金政治[29]不同，但不可忽視的是在廣大利益密集型農村地區已經出現灰黑勢力參與賄選拉票、村莊項目承包、征地拆遷以及村莊糾紛解決等基層治理工作的現象，富人的金錢權力與灰黑勢力的暴力權力結合織成一張強大的資源汲取網絡，他們上接國家下鄉的政府資源下吸農村的公共資源，逐漸形成一個頑固的食利階層。可見，富人的金錢政治在國家法律政治的斗篷下正在抽離基層政治的道義倫理，并嚴重削弱中央政府在基層民眾中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2.“無政治農民”的弱道義期待

　　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里論證了去道義化的小農經濟是東南亞農民叛亂的主要誘因，與此類似，在中國20世紀末、21世紀初稅費時期，過重的稅費汲取危及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為了緩解政治危機挽回在基層民眾中喪失的道義合法性，中國政府啟動稅費改革不但取消農業稅費而且不斷地向農村輸送公共資源，基層政府從“汲取型政權”轉向“分配型政權”，國家和村莊公共資源分配成為當下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的核心任務。農業稅費免除、種糧補貼等各種惠農政策滿足了農民傳統的生命權利的道義期待，農民傳統道義政治的基本訴求喪失，他們對于富人的新期待微弱，難以對富人產生約束力。

　　在國家分配型政權治理中，富人階層敏銳地感知到其中的利益空間和政策優惠，因而富人精英重返政治舞臺參政成為主流。在國家公共資源的爭取與分配中，普通村民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富人有本事爭取到資源，貪污多少與我無關，工程質量如何是大家的事，只要不找我收錢就行了”。由于大部分農民是“無政治”的農民，學者由此寄希望于“中農階層”承擔起基層政治的使命，然而袁松博士[23]和筆者在浙江沿海農村調研的情況顯示中農階層要么被上層富人精英吸附，要么與底層農民一樣對于基層政治毫不關心，多數村民對富人賄選持贊成態度的現象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在富人主導的村莊事務和公共資源分配中“分利秩序”卻難以形成，底層人的上訪、敗選者的攻擊、普通村民的抱怨都在不斷地累積階層對立的怨恨情緒。在富人執政的村莊，底層村民對富人村干部雖然還未形成明確的道德期待，但是依照法律和基本道義規范，公平分配公共資源、不侵害農民權益、不侵吞公共財產等消極道義期待還是存在的。然而，這種微弱的期待以及農民的冷漠政治態度，無法形成地方性輿論壓力和規范性力量以制約富人，無政治農民同樣在排斥道義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