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家的興起和強盛離不開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央政府

　　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央政府是現代意義上民族國家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前提。福山將一個現代國家如何擁有成功的政治秩序歸結為“強有力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負責任的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三個根本因素，而“強有力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強大中央政府的建立。

　　歐洲現代國家的產生，無不伴隨著王權擴張（或中央政府集權）的過程。在歐洲傳統社會中，國王需要借助于一個自主的“貴族階級”建立起對于國家的支配，因此他必須和這個“貴族階級”分享支配權。韋伯曾指出，“在任何地方，近代國家的發達，都是由君主發動的”，國王依靠著自身建立的官僚體系，憑借新興資產階級、城市平民和農民等各種力量，逐漸剝奪了原來分屬在各級貴族手中的權力，從而形成一個集權的中央王權。

　　按照韋伯的定義，現代國家是指在某個特定的疆域內，肯定自身對武力之正當使用的壟斷權利的人類共同體，這表明在特定疆域的相應人群中，國家成為了能夠合法使用暴力的惟一來源。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國家業已把經營所用的物質力量，集中到其領導人手中，褫奪了此前自行控制這些工具的身份性的自主行政人員（即那些具有世襲身份、實際控制各自領地的貴族階層）的權力，國家站在最高處，取代了他們的位置”?！霸诮裉斓膰抑校姓艑伲ㄐ姓倮艉托姓聞杖藛T）和具體行政工具的分離，終告貫徹——這是國家這個概念最重要的一環”，它意味著歐洲近代國家的建立過程大多伴隨著國王對行政工具的收奪和壟斷，通過王權擴張和中央集權而形成的強大中央政府，是歐洲傳統國家能夠邁向現代國家的重要步驟和前提。

　　在歐洲各國建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托克維爾曾經生動描述了這種中央集權逐漸加強的狀態。“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的政府不是不僅越來越中央集權，而且越來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來越嚴。各國的政府越來越比以前更深入到私人活動領域，越來越直接控制個人的行動而且是控制微不足道的行動”，“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中央集權已在各處以千百種不同的形式擴大了。戰爭、革命、征服都促進了中央集權的發展，所有的人都為擴大中央集權出了力”。事實上，對于第一個邁入現代國家的英國，托克維爾盛贊其中央集權所能達到的程度：“政府集權達到了它可能達到的最高點；國家就像一個單獨的人在行動，它可以隨意把廣大的群眾鼓動起來，將自己的全部權力集結和投放在它想指向的任何地方”。

　　除了18~19世紀歐洲各國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普遍加強了中央集權、致力于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外。隨著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帶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嚴重的沖擊，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采取各種措施以應對危機。出于戰爭、冷戰、解決失業、建設福利國家等等各種需要，歐美各國中央政府的管轄范圍越來越廣、權力越來越大。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30年代隨著羅斯福新政的推行、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于聯邦政府擴權的態度更多由審慎抵制轉向認可，美國聯邦政府的管轄范圍和權力伴而有了實質性的擴展（張千帆，2000）。盡管中央政府擴張和集權的程度也歷經反復，在20世紀80年代歐美各國經歷了一波縮減政府作用（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的自由化浪潮，然而就以現代國家演進至今的總體趨勢來看，各國的中央政府在整個國家發展中扮演著強有力的角色是一個最為根本的特征。這點從目前發達國家的中央政府支出所占比重之高就可以明顯看出，2009年，27個發達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中央政府支出比重高達67.5%，其中美國為56.3%、英國71.6%、德國63.1%、法國79.7%（樓繼偉，2013）。

　　現代國家之所以會擁有一個如此強大的中央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民主權原則的建立，現代國家中央政府集權的合法性來自于人民的授權。因此，中央政府不斷擴張的過程伴隨著由王權專制國家向現代民主國家的轉型，現代國家權力的集中性有賴于其人民性，中央政府的集權根本上來自于民主政治的保障和推動（鄭永年、王旭，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