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帶病提拔過半數

　　數據顯示，已查清的45人中，帶病提拔的有26人，占57.78％，其中帶病提拔一級的有17人，占65.38％；提拔二級以上有9人，占34.62％，見表1。帶病提拔是指在提拔前或提拔過程中，干部存在經濟、生活等方面的違紀違法行為，但組織考察時未發現或發現了未被及時追究而得以提拔任職的情況。[2]帶病提拔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長期以權謀私，藏而不露，一直未被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省部級一把手腐敗潛伏期平均7.78年。劉志軍是腐敗時間最長的，自1986年任鄭州鐵路局武漢鐵路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第一次受賄，直到2011年12月在鐵道部部長案發25年間，非法收受財物6460余萬元，從處級干部連續帶病提拔4級。二是露而難定，在某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干部群眾也有所反映，沒有及時追究，但在群眾不斷舉報、爭議中反而被提拔重用。如李嘉廷早在其任哈爾濱市市長時就有群眾反映其貪污，中紀委曾先后查過5次，一直未能查實，到云南任副省長以后并未有所收斂，當了云南省長一直腐敗。三是生活腐化，道德敗壞，照提不誤。如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米鳳君生活腐化，長期嫖娼。辦案人員利用其好色特點，采取監控定位手機手段，在長春市吉隆坡大酒店一包房內，將他和兩名賣淫女當場抓獲。帶病提拔呈現發展蔓延趨勢，其中89年前2人，占同期腐敗案的50％；1990-2002年6人，占同期腐敗的50％；2013-2012年18人，占同期腐敗案的60％。從初次腐敗級別看，正部級9人，占19.15％；副省部級20人，占42.55％；廳級15人，占31.91％。可見，副省部級和廳級是省部級一把手初次腐敗的主要崗位。帶病提拔暴露了領導干部隊伍建設的制度性軟肋。

　　4.特權腐敗更突出

　　特權是權力的脫軌，腐敗是權力的蛻變；特權是腐敗的制度根源，腐敗是特權的非法延伸。省市一把手是封疆大吏，地方諸侯，權居一方；中央部委一把手是部門管理龍頭，位列中樞，把持一行。省部級一把手擁有絕對的人、財、物支配權，有的熱衷于“用人一句話、決策一言堂、項目一人批”，拒不與人分享權力，又不接受他人監督，搞“條子工程”、“人情工程”、“關系工程”，特權腐敗更嚴重。如陳良宇插手上海社保基金案，成克杰插手土地項目，沈陽市長慕綏新對重大項目以及大塊土地批租，都由他一人自作主張，土地出讓金說免就免。有的公務消費無度，辦公房要套間，公務車要豪華，國內外考察參觀經常化，“出去一包票子，回來一把條子”，一年消費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甚至幾百萬，職務消費演變成“不落腰包的腐敗”。如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日均揮霍公款4萬元；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高嚴在上海高級賓館包租房間辦公，每天食宿費高達一萬元，提供4輛高級轎車給自己的情婦在北京、上海使用。有的將權力私有化、家族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特權腐敗福蔭子女親友，形成“一人當官，全家享受，全族沾光”的現象。如云南省長李嘉廷的兒子李勃說：“身在侯門，不當革命接班人就當商人。”因此李勃經常攜巨額銀行貸款殺向最賺錢的行業。[3]有的一把手獨攬大權、作風霸道、專橫跋扈、獨斷專行、唯我獨尊，“一把手絕對真理，說一不二；二把手相對真理，說二不一；三四把手沒有真理，只能是是是。”如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在大會上公開揚言：“你不聽我的，我就治你。”薄熙來在重慶一手遮天，可讓王立軍休假式治療離開公安崗位阻止調查尼爾伍德案，也可讓其兇手妻子薄谷開來參與研究尼爾伍德案。有的特權待遇終身享受，演變為退休后的特權腐敗，退休后仍享受職務消費、特權醫療等。

　　5.腐敗示范效應強

　　“上梁不正下梁歪”。省部級一把手腐敗會對一個省市和部委產生十分惡劣的示范效應。一把手一旦腐敗，就會嚴密控制地區和單位的領導班子和下級組織，千方百計地擴大編織密集的腐敗關系網，像瘟疫一樣，不斷地擴散，催生更多的腐敗分子把持領導崗位，結黨營私，把個人腐敗轉變成集團腐敗，排擠和打擊為民清廉務實的干部，形成劣幣逐良幣的政治生態。一是直接形成腐敗關系網，形成上下相互配合的窩案。如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案涉及人員有：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財政部部長助理、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劉紅薇，上海市委辦公廳主任孫路一，上海寶山區區委副書記、區長秦裕，上海市國資委主任凌寶亨，上海市國資委副主任吳鴻玫，上海市社保局局長祝均一，上海社保基金監管處處長陸祺偉等等。二是加速一地的腐敗滋生蔓延。如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案，重慶打黑運動產生黑打風潮，在薄熙來、王立軍領導下，一些律師、私企老板、正直干部遭到黑打。同時重慶腐敗上行下效，一批干部攀比腐敗，如重慶官員淫亂視頻涉案人員包括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南岸區區委書記夏澤良、長壽區區長韓樹明等21名黨員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