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省部級一把手腐敗風險防控機制創新路徑

　　1.改革權力配置機制

　　鄧小平早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就是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4]數據顯示，從案發職務、腐敗職務、初次腐敗職務比較分析，省部級一把手的權力最容易受到貪腐的“青睞”，誰掌控的公共權力資源多，公共權力運作的空間大，腐敗的幾率可能越大。地方黨委政府、具有審批權限的中央部委和中央國企一把手腐敗幾率大；而人大、政協崗位較少，初次腐敗人大政協崗位沒有，見表6。在省市黨政領導崗位腐敗的有36人，占66.67％，說明省市黨委政府權力較集中，容易滋生腐敗。因此，必須改革一把手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管理體制和權力運行機制。建立“副職分管，正職監管，集體領導，民主決策”的權力運行機制，實行權力配置科學化，[5]分解“一把手”的權力和責任，限制權力邊界，劃清責任紅線，全面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財、物、工程招標等重大事項；實行重大項目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等事項黨委全委會集體民主決策，一把手末位發言制度，減少一把手對具體事務的插手干預，降低對班子成員晉升推薦權重；推行地方黨委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透明運行流程，確保權力依照法定程序行使公開化、規范化。改革行政審批體制，進一步簡政放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解決中央和省級部門中管錢、管項目、管審批的部門及其一把手權力過大的問題，打破權力壟斷，防止和克服國家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一把手化的現象，最大限度抑制尋租機會和消極腐敗現象。[6] 　　

　　2.創新監督體制機制　　

　　體制障礙是最大的障礙，機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目前監督體制機制缺陷明顯，一方面在于其權限過大而又缺乏有效監督，一把手往往獨掌人事、財政和決策權；另一方面內部糾錯和制約機制欠缺。[7]對位高權大的省部級一把手監督弱化、虛化，正如“牛欄關貓”、“紙籠鎖虎”，幾乎很難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75.8％的受訪者認為，對黨政一把手及其權力運行缺乏有效監督?！盵8]數據顯示，54例省部級一把手腐敗案案發線索中，案中案牽出31例，占57.4％；中央巡視審計7人，占12.96％；群眾舉報6人，占11.1％；企業舉報3人，情人舉報3人，官員舉報1人，前妻舉報1人。從省部級一把手案件發現線索來看，比較重要的發現方式是通過審理在審案中發現新的線索，其次是中央巡視和審計，而依靠群眾舉報發現其腐敗的效能畢竟有限，同級紀委監督幾乎不起作用，見表7。真是上級管得著的看不見，同級看得見的管不著，下級管不著也看不見。現行黨內監督領導體制是，省紀委書記是在省委書記領導下開展工作，省紀委書記難以監督省委書記。如河北省原紀委書記劉善祥立案查處程維高秘書李真時，與程維高發生沖突，結果被安排“病休”離開紀委崗位。31位省市地方一把手腐敗官員，有15人是由黨政一線退往人大政協二線，在失去重要權力保護下腐敗才暴露。以往認為，舉報是發現腐敗案件主要線索，而一般群眾對高官省部級一把手行為很難真正知情；即使知情舉報也經常遭打擊報復。如石家莊市建委郭光允舉報程維高8年，遭遇勞教、開除公職。我國的司法系統是相對獨立的，但省市司法工作總體上是由黨的政法委員會協調指導，地方司法很難有效監督省市一把手。從目前看，真正能對省委書記起到監督作用的是中央和中紀委。2013年中央加大巡視工作力度，分兩輪對20個省市、中央部委、企事業單位展開巡視，發現了6名省部級領導干部腐敗線索，占2013年落馬省部級干部的三分之一。因此必須創新紀委監督體制機制。一是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特別是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減少同級黨委對紀委查辦案件的不當干預。實行中紀委管理省市紀委領導制度，省市紀委書記一律空降交流，省市紀委副書記選任由中紀委提名；強化中央部委、企事業單位紀檢組派駐制，這樣減少同級黨委對紀委領導干部選拔任免的管制。二是推進中央巡視監督常態化。創新中央巡視工作長效機制，推進巡視監督常態化、規范化、科學化，加大對“三重一大”和生活圈、社交圈、重要節假日、個人重大生活事項的巡視力度，健全省部級一把手腐敗預警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