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體制解決了治國能力問題

　　從1949年建國到1956年建立起一個高度集中的制度，可以說是矯枉過正，而矯枉必須過正。“矯”的是前一百五十年的“枉”——那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能夠治國，到1956年這個問題終于解決了。全國范圍內，除了臺灣還沒解放，香港、澳門還沒收回，不再有割據勢力。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第一次解決了治國能力的問題，這是歷史性的。

　　今天的人不太在意這些事情，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當時的政治家們，不管是孫中山、袁世凱，還是蔣介石，考慮的是同樣的問題：國將不國了，中國怎么辦？一開始他們有些人想得非常好、非常理想化，就是把西方模式搬過來，解決治國的問題。比如孫中山就說，也許我們采用美國聯邦制，就可以把中國治好。甚至毛澤東年輕時也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國。但是他們后來都認識到，用西式聯邦制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是行不通的，所以才會有1949年以后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

　　現在有些人從理念出發，認為中國當初學的是蘇聯模式，太過了。其實這和蘇聯模式不相干，當時就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能不能治國，有沒有一個政府能夠治理這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土地、6億人口的大國。要治理這個大國，就得有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且從國民黨時期就開始探索，把黨和國家統一在一起；共產黨后來建立的體制，就是一個黨國體制。這個體制你認可也罷，不認可也罷，它確實解決了中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治國能力。到1956年幾乎沒有人再懷疑，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這套體制，可以治理這片國土。

　　所以，它是歷史的產物。這個要說清楚，否則大家覺得是從蘇聯舶來的共產黨的理念。它有觀念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歷史的產物，是為了解決能不能治國的問題，才建立了這樣一個黨政合一、高度統一的體制。

　　1956年農業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后，企業基本上都成為國有或集體的，不管是中央所屬還是地方政府所屬。所以，第二個階段的關鍵詞叫government（政府管理）。治國能力問題解決了，政府開始起關鍵作用，在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這也是我們常說的計劃經濟階段。這個階段，經濟是政府管，文化是政府管，總之都是政府管。所有的產業都是國有制或集體制，集體所有的也要服從地方的計劃經濟，統一調配。

　　第二個階段的好處在于，它把非常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當時中國很窮，哪怕所有的人都節衣縮食，按最低標準生活，積累也還是很少。國家發展要打基礎，需要大量的資源，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還是財力的。這個時候，靠市場來調節是沒有可能的，基本靠政府來進行強制性的積累，把各種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集中起來，集中力量辦大事。

　　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國辦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個基本完善的工業和交通體系，在農村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中國8萬多個水庫絕大多數是在這個時期修建的，農田基本建設絕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資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國剛剛成立時，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嬰兒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識字。也是在前30年，中國的人力資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沒到68歲。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積普及，在冊中學生的數量在1978年達到頂峰。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讀書的技能、做事的技能，這是了不得的成就。

　　新中國前30年打下的基礎相當雄厚。這個恰恰可以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對比，尤其是和發展中大國對比。打基礎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用黨政合一的方式動員各種資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國的國力。當時出于軍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當然也有經濟的目的，都要舉全國之力提升國力，國家要富，國家要強。

　　更早以前的思想家就講富強。嚴復講富強，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有這個夢想，再到鄧小平。所以，這個階段由政府全面管理國家，也不完全是理念的產物。不僅僅是共產主義理想，不僅僅是學了蘇聯，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這個階段需要強大的政府力量把基礎打好。沒有這個基礎，后30年的起飛基本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