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

　　第三個階段的關鍵詞是governance（治理）。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從西方蔓延到全世界，從撒切爾夫人到里根，到世界銀行，都鼓吹政府要少管事，把權力下放給所謂的公民社會，下放給私營企業。這個理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中國蔓延，到1996-1997年被廣泛使用。意思是，不要什么事都政府管，也要讓其他力量來管，這就叫“治理”。

　　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大規模變化是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后。鄧小平去世前，公有經濟——國有和集體，仍然占中國經濟的大半江山。這時候開始國企改革，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用一系列方法使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政府不用全面管理經濟、經營經濟了，政府只需要規劃。以前中國沒有多少活躍的社團，這時候開始出現大量的社團，還有所謂的民間非營利性機構，如養老院。這種理念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當中也有世界大勢。這三個階段中，中國在相當程度上與世界是同步的。不同的是，中國是在一個政治勢力的主導下走過了這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斗爭，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解決治國能力的問題。第二階段用政府統管的方式，為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打基礎。第三階段用治理的方式，釋放活力，快速發展。這種轉折不能說非常平穩，但是在一個政治體系下，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體制下，完成得是不錯的。

　　2012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土耳其。土耳其1961年就加入了OECD，即所謂的富人俱樂部，目前人均GDP（按匯率計算）是中國的2倍。但是看宏觀指標，中國和土耳其已經差不多，甚至更好，比如人均預期壽命，中國已經超過土耳其。土耳其7000萬人口，中國將近14億人口，是他們20倍。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快速發展起來，他們現在人均GDP只是我們的2倍，其他很多地方不比我們強。這樣來看中國的發展水平，不僅可以和印度等發展中大國比，和OECD中的低端國家都有得一比，這是值得驕傲的。

　　共產黨解決了治國能力的問題，這是非常關鍵的。在中國今天有這個能力的時候，如果我們假設這個能力不重要，這是非常錯誤的。世界上很多國家至今沒有解決治國能力的問題，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就不能達到第二個階段，因為如果沒有一個政治力量能夠治國，就更不可能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管理國家。有了一個有效的政府才能過渡到治理階段，在這個前提下，國家管一些必須管的事之外，不必大包大攬一切事情。

　　現在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總結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面經驗，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一方面全世界都在講，國家要少管，讓其他力量來管，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一個國家能力的問題。就是說，國家可以放權，但是放權必須有度；超過一定的度，就存在很大的危險，即國家基本能力被削弱。

　　中國也有這個情況。20世紀80年代中期走向治理階段后，政府曾一度誤認為，市場導向的改革意味著由個人和家庭承擔各類風險（如失業、患病、養老等），從而漠視了自己在這方面的責任。有段時間政府放得太多，把醫療放給市場管，把教育也放給市場管。但后來發現這樣做有很大的問題，原以為政府可以將這些社會責任放給其他力量來承擔，其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于是開始糾正。進入新世紀以后，這種狀況發生改變。在短短十年的時間里，在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養老保障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福利體系。這個巨大的進步，沒有國家的參與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談國家治理問題，一方面政府要放權，讓其他力量參與管理；另一方面還要保持和鞏固國家能力。兩者結合才能真正做到政府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不管，避免國家出現亂局；才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

　　我從1991年就開始談國家能力問題，這與當時全球流行的觀念是相悖的。是因為當時我去了一趟俄羅斯，看到蘇聯和東歐國家雖然轉型了，但是國家一塌糊涂，一片亂象。1993年我和胡鞍鋼一起出版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那時候沒有多少人講國家能力。曾經一度堅稱“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在2004年寫了《國家構建》一書，也講國家能力問題，其實就是我90年代初那些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