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與國家能力（下）

　　政體不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評中國的體制，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于體制，其實他們并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他們說的體制其實只有一樣，就是政治體制，即政體。政體他們歸結到哪呢？就是有沒有自由的多黨競爭式選舉。他們的解決方案都是一個，就是推翻現行的政治體制，建立一個多黨競爭選舉的體制。

　　這是一種典型的西式思維方式，我稱之為“政體思維”。2012年我編的一本書，《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講這個問題。政體思維在西方是有傳統的，覺得政體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幾千年前古希臘人就這么看，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甚至比他們更早的人開始，一直到后來的西塞羅、馬基雅維利，這一系列的人都強調政體。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大量問題都是和政體相關的問題，比如民主能不能帶來經濟增長、能不能實現公平、能不能讓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這種思維方式叫做“政體決定論”，中國那些動輒講體制的人實際上就是政體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在他們眼里，一切問題都與政體相關，諸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腐敗、幸福，不一而足。政體好，其他什么都會好；政體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歐美、印度的政體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問題，長遠來講都可以解決；中國的政體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長遠來講都是靠不住的，遲早必須轉換軌道。

　　政體思維和政體決定論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來，民主政體的特征是不同政黨之間的競爭性選舉，而這種政體是一個好東西。我在《民主四講》一書中提供的大量證據表明，這種政體與經濟增長、社會平等、人的幸福其實都沒有什么必然聯系。換句話說，政體未必有傳說中那種神乎其神的決定性作用。

　　經常有人說，如果有了自由競爭選舉制度，國家就會變得多好多好。他們只講這種體制帶來比較好的結果的例子，比如西歐、北美。他們忘了，這些國家也正是當年的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國家，它們今日的富裕很可能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關。但是被西方政體思維方式忽悠，同樣采取這種體制的國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做大數據的、長時段的比較研究，得不出任何結論說，政體是決定性的。不管是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是對社會公平的影響，還是對人民幸福感的影響，大量的統計，跨時段、跨國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不相關。所以，政體不是一個決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體思維與中國政道思維

　　西方是政體思維方式，中國是什么思維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國傳統的分析政治的方式，從來不講政體。它完全不是政體思維，而是政道思維。與西方哲人不同，中國歷代的先哲考慮最多的不是政體，或政治體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

　　所謂政道，是指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國古代典籍中，與為政之道相關的詞語隨處可見，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無道之君”，“君有道”、“君無道”，“國有道”、“國無道”，等等。莊子在《天道》篇中區分了“治之道”與“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則，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于，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橫看成嶺側成峰”，如果我們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那么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體、把政體思維引入中國的是梁啟超。19世紀最后幾年，梁啟超讀了一些西方的書，發現西方講政體，非常興奮，頌揚“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榮貴之政體也”。他很快把政體概念運用到政治分析中，說中國是個專制國家。“吾國民以久困專制政體之故，雖有政治能力，不能發達”。他“視專制政體為大眾之公敵”，認為把專制推翻，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梁啟超也是中國最早放棄和批判政體思維的人。1903年他去美國走訪了8個月，那時正是美國的“鍍金時代”，是問題最多的時候。他很快就對這個自己曾經大加贊譽的“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大失所望，并得出結論：“自由云，立憲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他認識到政體決定論是錯誤的，把視線轉向政體以外的其他因素，開始強調，政治的好壞不能光看政體，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堯舜則治，遇桀紂則亂。政在民眾者，遇好善之民則治，遇好暴之民則亂”。就這樣，他從政體思維轉向政道思維。

　　辛亥革命后，政體換了，但善政不立。經過親身從政，梁啟超對民國政治大失所望，也對政體決定論更加懷疑，認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體。民國四年，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中此各種政制已一一經嘗試而無所遺。曷為善治終不可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蓋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均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變政治的關鍵不在于改變政體；政體并非政治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