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講的民主是政道層面上的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思想大家，當他們把問題想清楚后，解決問題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體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談到政體問題，即“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他認同“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但是他所說的“政體”并不是亞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鳩意義上的政體，而是一種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稱作是理想的政體。顯然，西式的政體理論絕不會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種政體，它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治國之道。

　　同樣，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毛澤東講的“民主”也不是一種政體，而是一種政道。或者說，他講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體的概念。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從來都是政道層面上的民主，因此才會有諸如“民主作風”、“這個人比較民主”、“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從政體思維方式來理解，這些話幾乎毫無意義，也沒有道理，因為這些跟競選、多黨制沒關系。但是從政道的角度來理解，這些說法很有道理。因為只要能讓大多數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體現，就是政道要達到的最終目的。

　　“民主”本來的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既可以從政體的角度看，也可以從政道的角度看。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于，政府是否由競爭性的選舉產生。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體制對人民的需求具有回應性，就是政道思維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競爭性選舉重要還是政府政策具有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切實需求。環視當今世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看，因為采用競爭性選舉，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應性未必高；有些政治體制沒有多黨競爭，但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卻比較高。

　　摒棄政體決定論思維方式

　　把中國的一切問題歸咎于體制的人，是因為沒有想清楚，這種政體思維方式本身有什么問題。政體思維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思維方式，認識不到政治現實的復雜性，把復雜的政治現實簡約為幾個標簽：民主、專制，非此即彼，截然對立。網上最近有篇文章，說中國的問題是一黨制，是政體的問題。那么變成幾個黨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兩黨制。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他想搞兩黨制，別人也想有兩個黨，最后可能出現幾百個黨、幾千個黨。

　　蘇聯解體后，出現了幾百個政黨。1995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258個社會聯合組織參加競選。俄羅斯只有1.4億人口，是中國的十分之一，按這個比例，中國如果實行多黨制，將會出現上千個政黨。蘇聯1991年解體前就有爭論，開放不開放？有人說，理想的改革方向是變成一個北歐式的國家，但是當時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國家一樣。事實上，在過去20年中，俄羅斯走過的政治道路確實不像北歐，更像非洲，陷入混亂和貧困。普京上臺后才把殘局收拾起來，人均GDP從谷底爬出來，現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點點。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超強，遭遇讓人不勝唏噓。以為政體一旦改變，好的結果就會出現，這樣的邏輯思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不能拿這種事做實驗。中國1912年就有過這種實驗，當時一開放，從政體的角度來看，非常像西方——多黨制，有幾百個黨，有憲法，有議會，有總統，有選舉，也有言論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時間，中國到底怎么樣？尤其后來造成的結果——軍閥混戰、一盤散沙，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那個時候就有政體思維在作祟。

　　今年4月習近平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講話中就談到這個問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體思維這種非常簡單的方式，在一個小的政治體里也許可行。但是要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僅僅強調政體的形式是絕對不行的。其實按照真正的政體理論，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是標準的民主制，它們都是混合政體。這種混合政體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這樣才能解決它們的實際問題。中國要是用非常簡單的政體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那就把國家帶到溝里去了。就像習近平所言，“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中國人今天要汲取歷史教訓，否定政體決定論這種思維方式，采取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就是政道思維的方式。應該多考慮考慮治理的目標是什么，有多少種不同的治理方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可能會更好。